第六九回 蒋介石部署剿共 毛泽东当选主席(
  第六九回蒋介石部署剿共毛泽东当选主席(上)
  闲话:北宋年间,大学士苏东坡与和尚佛印是好朋友,常在一起谈论诗文,悟道参禅。苏东坡恃才傲物,时时语含讥讽;佛印天性纯正,每每宽厚包容。一日,苏东坡在书房闲坐,佛印来访。相见礼毕,二人对坐饮茶。苏东坡见佛印身披袈裟,正襟危坐,忽有所思,道:“敢问大师,何者为禅?”佛印道:“禅者悟也,悟须静也。只有静心定神,方能涤除垢思,参省佛法之精微,感悟菩提之妙理。”苏东坡道:“若有一美妇人落水,和尚能否出手相救?”佛印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家慈悲为怀,自当出手相救。”苏东坡又道:“妇人双足受伤,不能行走。和尚能否背起妇人,送其回家。”佛印道:“可。”苏东坡笑道:“和尚背负美女,岂不是贪色?”佛印答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佛家眼中,美妇人亦是生命耳,不存在贪色之说。”苏东坡大笑道:“我不相信。”佛印解释道:“菩提了悟本非树,明镜空悬岂是台。在佛家眼中,大千世界,空无一物。”苏东坡表示怀疑,伸手要过佛印的袈裟,披在自己身上,问佛印道:“和尚,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看着苏东坡,一本正经地道:“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哈哈大笑道:“我像一尊佛。你像什么?”佛印道:“不知。”苏东坡脱下袈裟,还给佛印,奚落道:“我看你像一堆牛粪。”佛印重新披好袈裟,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道:“善哉,善哉。大学士看我像牛粪,阿弥陀佛,我就是一堆牛粪。”苏东坡喜得手舞足蹈,佛印亦开怀大笑。笑毕,佛印起身告辞,苏东坡送出门外。
  苏东坡回到家中,自以为占了大便宜,急忙向苏小妹讲了与佛印的对话。不料,苏小妹听后长叹一声,道:“哥,你又输给和尚了。”苏东坡道:“我输了?我是佛,他是牛粪。怎么能说我输了?”苏小妹道:“依我之见,心中有佛者,看天下人人皆佛;心中有牛粪者,看世间万物全是牛粪。哥呀,你的心里特别肮脏,全是牛粪。”苏东坡闻言,心头为之一震;转念一想,大悔不迭。
  以苏东坡之博学多识,尚且心存不良,可见人心如果不正,便会满目污浊。放眼社会,世人有此毛病者,比比皆是:乳臭小儿,才会说话,就想谩骂他人;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花心文人,专写淫秽,诱骗童蒙堕落;政客党阀,争权夺势,手段残暴毒辣。凡此种种,皆是其内心污浊使然耳。
  闲话带过。且说蒋介石心术不良,违背上海军民意志,出卖国家利益,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后,又迫不及待地抛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一心一意打内战,竭尽全力剿红军。消息公布,举国哗然;唾骂之声震动朝野,响彻九州;就连大资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也公开表示反对。罗隆基、马相伯、章太炎、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史量才等纷纷在《申报》、《大公报》上发表时评,呼吁全体国民“自赎自救,共赴国难”,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收复失地”。爱国将领冯玉祥发表通电,警告国民政府:“要想着收复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面对社会名流、高级将领的爱国行动,蒋介石采取了极为阴险毒辣的应对策略。1932年3月,蒋介石授意贺衷寒、戴笠、康泽等人,组建了秘密暗杀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吸收大批地痞、流氓、黑帮分子,专门制造流血、恐怖活动。蒋介石自任复兴社社长,要求其成员绝对效忠。复兴社分子狂热崇拜希特勒、墨索里尼,叫嚣要“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多次派遣骨干分子去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复兴社下设特务处和别动队,专门从事侦缉、绑架、暗杀等法西斯活动,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社会名流杨杏佛、史量才、应修人、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先后惨死在复兴社特务的枪下。后来,复兴社改组为“军统局”,由戴笠任局长。戴笠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全国各地遍布爪牙,杀人如麻,成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魔王”。
  为了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蒋介石亲手炮制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活动者,“一律处以死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自由文化团体、宣传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蒋介石还把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捏合在一起,形成其反动思想体系,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灌输法西斯教育,从思想上禁锢青年学生,扼杀民主自由,钳制进步运动。在蒋介石法西斯残暴统治下,中国社会陷入一片黑暗、阴森、恐怖之中。
  更有甚者:蒋介石长期穷兵黩武,军费开支浩大,早已债台高筑。为了扭转财政危机,国民政府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不顾百姓死活,肆意盘剥民脂民膏。强行将农业税预征三十年,除正税外再开征附加税,而附加税又是正税的二十六倍。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苛捐杂税、摊派,无休无止的拉夫、抓壮丁,一齐加到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身上。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村劳动力骤减,荒地不断扩大,生产日益萎缩。直闹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满目凄凉。国民政府在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6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公开宣称:“目前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相逼之时。然内匪乃心腹大患,外敌是皮肤小疾。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抗日。剿匪戡乱是抗日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要求各省军政长官,对红军要“穷追硬堵”,“硬干、快干、实干”,“早日将匪类肃清”。22日,蒋介石抵达汉口,成立“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旋即召开湖北省各县县长会议,指令各县“严格清查户口,注重守土责任,兴办保甲团练;实行保甲连坐法,达到全民军事化”。明确规定:凡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男丁,均应编入各县保安大队,就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蒋介石严令各地实施封锁政策,“以断绝匪区交通与经济”。“在封锁地带要广建堡垒,密布侦探,断绝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资源丝毫不能进入匪区。务要做到使共匪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我军将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内压迫、收缩,最后以坚硬之铁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蒋介石咬牙切齿,凶相毕露,其反共心肠之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各苏区根据地处于彼此分散隔离,难以相互配合的弱点,蒋介石决定采取“分区围剿,各个击破”的策略。其军事计划是:第一步,集中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西两地的红军,以解除其对武汉的威胁。第二步,集中全部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部署第一期剿共计划,拟定剿共要诀为:“以众击少,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战役配置: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再加四个航空中队,共计三十三万兵力。各路指挥为: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副司令官刘峙;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会后,三路大军倾巢出动,向鄂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
  敌人重兵压境,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然而,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指挥红四方面军与敌人死打硬拼。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两月有余,损失极为惨重,却难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无法摆脱艰难困境。张国焘由盲目轻敌转而丧失信心,遂于10月10日在黄柴岅召开会议,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经河南、陕西,转入川北一带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路军向湘西、洪湖苏区发起围剿。红二方面军在贺龙的率领下,艰苦鏖战一月有余,终因寡不敌众,逐步退却,进入洪湖内部游击作战。蒋介石电令各部缩小包围,加强封锁。敌人逐步将洪湖西、北地区分割占领,并派出兵力进入湖湾内,合围搜剿。红二方面军在湖内艰难支撑半月之久,弹尽粮绝,被迫突围,撤出洪湖地区,转入桑植、鹤峰一带,开展山地游击战争。
  鄂豫皖、洪湖根据地丧失后,蒋介石欣喜若狂,召集文武大员,登上庐山牯岭,举行庆功会。蒋介石举杯祝酒,宣称:“第一步剿匪计划胜利实现,第二步剿匪计划即将实行。要求各部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奋勇剿灭江西共匪。”随即商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会议决定调集五十万大军,采取钳形攻势,从北、东、南三面实施围剿。蒋介石自任江西剿共总司令,下设三路纵队。第一纵队总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总指挥赵观涛,第三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蒋介石命令各级将领要“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各部必须密切合作,同进同退,否则杀无赦”。后人有诗议之曰:
  穷凶极恶专反共,心肠歹毒杀气腾。战争本是无情物,自古仁慈不掌兵。
  暂且不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且说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剧烈变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他们错误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顽固地推行冒险进攻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博古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把日本侵占东北看成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的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抗日要求,把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冒险进攻的人一概斥之为“保守”、“退却”,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打击,排斥。
  1931年11月,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还在上海,便由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几个中心县的县委书记也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是,项英等人却认为,江西苏区的错误是严重的,违背了“党的国际路线”,批评和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经验,短小眼光”,“农民意识,落后思想”,“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职务。这样,就把朱德、毛泽东完全排除在红军领导人之外,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很不够,发电报批评中央代表团:“在大会期间没有充分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只反对经验主义,不反对机会主义,是此次大会的主要错误。”
  在遭受严厉批判的情况下,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继续坚持工作。道路虽然曲折,但他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却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毛泽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所在地,它的巩固和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依靠人民的力量,打破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同时,毛泽东也承认中央苏区存在着诸多缺点和错误,有待于积极纠正。
  大会经过讨论,制定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令。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