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趁低而入
走私是普遍的，许多从事海上运输的香港商人在反禁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大陆运送“禁运物资”既是为了寻求自身生存与发展之路，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是在进行一场反对美国禁运的斗争。
而禁运使香港商业萧条，失业剧增，社会动乱，也使港英当局采取了两面派态度。同时，包括港英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内的工商署、政治部、海关以及专门检查贪污的“反贪部”，他们很清楚把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菲小的情况，也有很多办法将禁运物资输往内地。
所以朝鲜战争以后，这些机关都经常包私出口。其它部门从上到下，也都将禁运视为中饱私囊、发财图富的良机，因此都争先恐后地参与到“缉私”中去。香港港务局还默许与大陆进行贸易，由港来津船只，出口关手续皆准备两份，一份是伪造的（如出口到日本门司），一份是真的，到中国港口，以防万一。
有钱能使鬼推磨，孟有田可以把自己走私所获的利润大部分或者全部都填补进去，买通或交结香港海关和水警。生意可以不亏也不赚，反正他有别的产业，不象很多人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朝鲜战争对香港的影响是严重的，不仅是香港在战后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转口贸易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由于战略物资禁运令也针对香港和澳门，很多原材料缺乏并且价格猛涨，使香港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织造业、运输业、五金业、仓库业、银行业、橡胶业、洋行业等各行各业都遭受了严重打击。
虽然买了地皮，但孟有田知道现在还不是全面大开发的时候。具体的规划他已经心中有数，百德新街将是以后铜锣湾的商业购物区，开发商用写字楼和中等住宅比较适宜，而渣甸山由于景色优越，则是将来的豪宅区。
相对来讲，禁运令对孟有田的工厂影响不是很大，特别是方便面厂，开发出了纸桶锡箔的包装，以此打入了欧美市场。而服装厂和玩具厂的困难是暂时的，赚的少一点也没关系，只要能坚持下来。孟有田知道不久之后港府便会制定出新的产业政策，香港经济从此由转口贸易型转向加工贸易型，蓬勃兴起的加工工业将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
尽管如此，孟有田的目光主要还是盯在房地产上，趁着禁运造成的商业萧条，工厂倒闭，他动用资金购买下几家纱厂，把自家的企业搬了过去。这有一举两得的作用，一来有了自己固定的地方，不必给自家的工厂再交租金；二来这三家工厂地点颇佳，等到房地产复苏，便又能赚大钱。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地产市场本不活跃，加之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更是不景气。地价尤其便宜，孟有田趁机囤积地皮，尖沙咀、土瓜湾、西环等地盘被纳入了囊中，每平方英尺只有十几块的价格，买一块地只花几十万，简直是太便宜了。
洋商退，华商起，这是那个年代香港最主要的特点。因为相对于华商，洋人对新中国政策没有信心，对gcd的恐惧更加强烈。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做撤资撤侨的准备。
孟有田买下这块地皮后，便授意海沙公司向建筑业进军，招揽了一批建筑工人后，开始在西环建设住宅楼宇。这批住宅楼宇多数是五层，也有一些是六层，在当时的香港也算是比较高的住宅了。
建设周期一两年，等到这批楼宇全部建完，差不多也是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了。然后便是香港经济的全面复苏，而房地产业更是红火起来。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准备是充分的，先拿块地皮让海沙公司熟悉建筑行业，培养并形成自己的建筑队伍。这还不够，孟有田又聘任了两位大律师，做法律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把楼宇出租，是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而卖楼的方式，则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如果没有巨额资金，是很难购买下来的。可即使有钱整栋买下来，要转手卖出去也极不容易。因此，从事楼宇买卖的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私人极少涉足其中。大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所以，当时的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并不称作发展商。
分层出售，卖楼花，自然是孟有田掌握的两大销售利器，但要实现起来，还有麻烦，主要是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是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当时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但孟有田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就好象“切月饼”那样，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但那时在香港，“分契”并无先例。
既然别人能干成，那肯定有解决之道，对此孟有田颇有信心。他指示两位法律顾问，可以和同行研究磋商，尽快弄出办法。
专业就是专业，在孟有田看来无从下手的法律问题，法律顾问却认为此法可取，没有与现行法律抵触。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便解决了分层出售的法律问题，只需要经过一番繁杂的呈禀手续即可。
万事俱备，只等着朝鲜的炮声停息，孟有田便可以大展拳脚，异军突起了。此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了，美国为了照顾英国的情绪，也为了使其更坚决地执行禁运令，决定对香港开放市场，使得香港的经济颓势有所缓解。
而禁运使香港商业萧条，失业剧增，社会动乱，也使港英当局采取了两面派态度。同时，包括港英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内的工商署、政治部、海关以及专门检查贪污的“反贪部”，他们很清楚把禁运物资输往内地获利菲小的情况，也有很多办法将禁运物资输往内地。
所以朝鲜战争以后，这些机关都经常包私出口。其它部门从上到下，也都将禁运视为中饱私囊、发财图富的良机，因此都争先恐后地参与到“缉私”中去。香港港务局还默许与大陆进行贸易，由港来津船只，出口关手续皆准备两份，一份是伪造的（如出口到日本门司），一份是真的，到中国港口，以防万一。
有钱能使鬼推磨，孟有田可以把自己走私所获的利润大部分或者全部都填补进去，买通或交结香港海关和水警。生意可以不亏也不赚，反正他有别的产业，不象很多人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朝鲜战争对香港的影响是严重的，不仅是香港在战后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转口贸易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由于战略物资禁运令也针对香港和澳门，很多原材料缺乏并且价格猛涨，使香港的建筑业、房地产业、织造业、运输业、五金业、仓库业、银行业、橡胶业、洋行业等各行各业都遭受了严重打击。
虽然买了地皮，但孟有田知道现在还不是全面大开发的时候。具体的规划他已经心中有数，百德新街将是以后铜锣湾的商业购物区，开发商用写字楼和中等住宅比较适宜，而渣甸山由于景色优越，则是将来的豪宅区。
相对来讲，禁运令对孟有田的工厂影响不是很大，特别是方便面厂，开发出了纸桶锡箔的包装，以此打入了欧美市场。而服装厂和玩具厂的困难是暂时的，赚的少一点也没关系，只要能坚持下来。孟有田知道不久之后港府便会制定出新的产业政策，香港经济从此由转口贸易型转向加工贸易型，蓬勃兴起的加工工业将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
尽管如此，孟有田的目光主要还是盯在房地产上，趁着禁运造成的商业萧条，工厂倒闭，他动用资金购买下几家纱厂，把自家的企业搬了过去。这有一举两得的作用，一来有了自己固定的地方，不必给自家的工厂再交租金；二来这三家工厂地点颇佳，等到房地产复苏，便又能赚大钱。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地产市场本不活跃，加之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更是不景气。地价尤其便宜，孟有田趁机囤积地皮，尖沙咀、土瓜湾、西环等地盘被纳入了囊中，每平方英尺只有十几块的价格，买一块地只花几十万，简直是太便宜了。
洋商退，华商起，这是那个年代香港最主要的特点。因为相对于华商，洋人对新中国政策没有信心，对gcd的恐惧更加强烈。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做撤资撤侨的准备。
孟有田买下这块地皮后，便授意海沙公司向建筑业进军，招揽了一批建筑工人后，开始在西环建设住宅楼宇。这批住宅楼宇多数是五层，也有一些是六层，在当时的香港也算是比较高的住宅了。
建设周期一两年，等到这批楼宇全部建完，差不多也是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了。然后便是香港经济的全面复苏，而房地产业更是红火起来。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准备是充分的，先拿块地皮让海沙公司熟悉建筑行业，培养并形成自己的建筑队伍。这还不够，孟有田又聘任了两位大律师，做法律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把楼宇出租，是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而卖楼的方式，则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如果没有巨额资金，是很难购买下来的。可即使有钱整栋买下来，要转手卖出去也极不容易。因此，从事楼宇买卖的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私人极少涉足其中。大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租给其他用家。所以，当时的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并不称作发展商。
分层出售，卖楼花，自然是孟有田掌握的两大销售利器，但要实现起来，还有麻烦，主要是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是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当时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但孟有田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就好象“切月饼”那样，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但那时在香港，“分契”并无先例。
既然别人能干成，那肯定有解决之道，对此孟有田颇有信心。他指示两位法律顾问，可以和同行研究磋商，尽快弄出办法。
专业就是专业，在孟有田看来无从下手的法律问题，法律顾问却认为此法可取，没有与现行法律抵触。几个月的时间他们便解决了分层出售的法律问题，只需要经过一番繁杂的呈禀手续即可。
万事俱备，只等着朝鲜的炮声停息，孟有田便可以大展拳脚，异军突起了。此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了，美国为了照顾英国的情绪，也为了使其更坚决地执行禁运令，决定对香港开放市场，使得香港的经济颓势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