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初入军统
夜晚，我对着躺在我面前的日记本倾吐心事，这不仅是我工作一天后唯一放松的时刻，也是我对生活仅有的寄望……
十六岁那年，我进入了军统，成为人们嘴里常说的特务。事实上，我只是受到组织照顾，被开了后门的“功将遗孤”。
我外公是力行社特务处较为早期的外勤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不得已从一线退了下来。而后因为身体情况持续恶化，卸去了在军统的职务，回家疗养。虽然作为元老级人物，他却因为仕途坎坷，远不如我母亲在军统的声威浩大。
可以说，母亲是继承了外公的衣钵。她曾经在早期的特训班里接受训练，各项课程一直成绩突出，年纪轻轻便成为军事情报处的得力干将。在牺牲之前，已是军事情报科的科长后备。
她把全副身心都献给了党国，于家庭来说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她将我和外公留在市郊的一个大宅子里，自己经常夜不归宿地工作。外公有腿疾，整天坐在轮椅上，对我很疼爱，我们爷孙俩就在大宅子里相依为命。
某些周末，家里会来许多客人，那些都是母亲的同事。他们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开派对玩乐，实际上是暗地交流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情报。
每当这时，外公都让我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他陪着我看书或是聊天，偶尔也下下棋，做点小游戏。楼下场面再热烈，跟我们爷孙俩都没有关系，仿佛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外公坚决反对我继承母亲的事业，因此我的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也没有进入所谓的特训班。但我有一个致命的天赋，就是如盲人般敏锐的听力和触觉，也正因为如此，热衷于为党国效力的母亲才一直对我不能进入特训班而耿耿于怀。
我常听见他们的争吵，最凶的一次，外公摔了家里的一个古董花瓶，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母亲的鼻子痛骂。这个举动成功地震慑了母亲，从此以后她便没有再提过让我进军统的事情。
母亲牺牲后，我尚在热孝之中，军统派人到家里来，和外公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走后，外公的情绪明显差了很多，他把我搂在怀里，慢慢抚摸着我的头发，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声。
沉思了良久，他很为难地开口，“他们说，在军事情报处，就是你妈妈生前所在的地方，给你安排了职位，希望你尽快就职。虽然你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但他们可以先让你到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相信你有了我们的遗传，一定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我无声地倚在外公的膝盖上，想想他和母亲的经历，对于在军统工作隐隐感到恐惧。在我片面的想法里，进了军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外公抚摸着我的额头，慈爱而又无奈地说：“我当然不能看着你走你妈妈的老路，可是他们的态度坚决，我只能为你争取到在相对安全的秘书室任职。如果你实在不想去，我也可以拼着这副老资格，再帮你争取一下。”
外公会这样说，大概也知道希望渺茫，他从事情报工作多年，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
以我的身世，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母亲死了，不会开口，但外公还活着，不将我收编，军统很难安心。与其作为他们的心头大患，战战兢兢地生活，不如逆来顺受，以表示忠心来获取哪怕片刻的安宁。
“我没事。”我只说了这三个字。
外公担忧地望着我，我却只能故作轻松，对他报以笑容。
既然死不了，就得挣扎着活下去。
外公没再说什么，我的想法他早已了然于心，这何尝不是他的顾虑。他也知道，我只是一个活在十六岁少女外表之下早熟的孩子，孤儿的身份让我突然间明白了许多同龄人还不明白的道理。
没耽搁太久，军统的后勤人员就送来了特训班的入学通知。
由于我受到了特殊照顾，因此特训的内容比较潦草，只大致走个形式，算给我造个资历。教官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教会了我一些最基本的技能，他们还怕我学不会，又特意降低了难度。
就这样，我很快以“优异”的成绩从特训班毕业，正式到军统局本部报到。
接待我的是秘书室的张副主任秘书，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主要负责协理事务方面的工作，权限并不算很大。但主任秘书不在的情况下，秘书室就成了他的天下。
他的态度很亲切，但我却知道，这里不会有毫无来由的亲切，便微笑着等待他把话挑明。
他先是问了些我外公的近况，然后又问了我的学业，最后才慢慢地把话题扯到了军统的工作上。
猝不及防地，他问道：“小蒋，你母亲临走前，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
我知道，正题来了。
他的亲切只是为了让我卸下心防，这大概是审问的一种手段，然后，再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很清楚他内心的潜台词是什么。
母亲的牺牲并不是偶发事件，在军统中，像母亲一般牺牲的大有人在，有些人可能今天还坐在你对面，跟你聊着天，明天就躺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永远地沉睡。
因此活着的人根本没有心情去关心死了的人是否可怜，也不关心被他们抛弃的亲人是否伤痛欲绝，他们想知道的只有这个人是否在死前也值得信任。
“家母走的匆忙，恐怕她自己都始料未及，更不可能给我留下什么话了。况且，我也不经常能见到她。”我虽对张副主任别有用心的试探心存不耐，却只能沉下心来仔细应付。如有差池，那对我和外公都将是摆脱不掉的麻烦。
张副主任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吩咐我到隔壁的办公室去坐着，说呆会儿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顺从地退了出去，按照他的话，敲响了隔壁办公室的门。
军统内部男多女少，就连秘书室也是一样，在我去之前，是清一色的大男人。并且，军统内部有规定，就是不可与外部人员谈恋爱，即便内部解决了，在抗战胜利之前也不可以结婚。因此，很多大男找不到对象，寻寻觅觅好不冷清，只要一有女同事进来，立刻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当我敲门进屋，坐在已为我空出的位置上时，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在我的头和脚之间游走。当然，这些目光只是单纯的观察，并不带有任何猥琐的成分。
最主要的是，他们大多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我母亲的英勇，更明白我虽家道中落，到底是功臣之后，再加上军统内部纪律严明，因此也没人敢于先来造次。
我无所事事，随手翻看着桌上的报纸，对他们的目光视若无睹。我想，只要我沉住气，就能在夹缝中卑微地生存。
果然，没多一会儿，我的工作安排就下来了，这大概是我来军统之后，感觉到的唯一欣慰的事。
我的工作是报刊整理和信件收发，有点像后勤，没有接触机密文件的权限，在秘书室属于边缘人物。我知道这已经是外公竭尽所能，为我争取到最大程度的安稳了。
除了上级训话，许多会议我都可以自愿参加，因为没有要布置给我的任务。这简直是一件太愉快的事情，我开始觉得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下去，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总是披散着头发，偶尔也梳两条辫子，在上班的初期曾被很多人形容成“单纯”。
同事们背后评价我经常用的一句话是：蒋茵美虽美，但年纪轻轻，眉宇间却总透着一股凉薄寡淡之气，这样的女子通常都是红颜薄命。
薄命就薄命吧！在这样的时代里，连活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薄命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过了几天，有些胆大的小伙子开始接近我，我对他们的无事献殷勤通常是一笑置之。
尽管如此，每天我依然会收到很多邀请，最多的是在饭堂里“共进午餐”的邀请。
这样的表达方式还算含蓄，属于我能接受的范围。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通常我会随便答应一个让我不那么讨厌的人。至于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都被我无一例外地婉拒了。
时间久了，我这种频繁换午餐搭档的做法就得到了一个类似于水性杨花的评价，关于我的各种小道消息也在军统内部流传开来。最难听的莫过于拿我是私生女的事实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露骨一点的，会牵扯到我母亲的生活作风问题。
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毕竟他们都是我的陌路人，如果不是为了活下来和外公相依为命，我的生命早已没有什么期盼。至于他们对我母亲的诟病，只要不是当着我的面说，我也大可不屑一顾。母亲已经失去生命，任何赞美或贬低都毫无意义。
十六岁那年，我进入了军统，成为人们嘴里常说的特务。事实上，我只是受到组织照顾，被开了后门的“功将遗孤”。
我外公是力行社特务处较为早期的外勤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不得已从一线退了下来。而后因为身体情况持续恶化，卸去了在军统的职务，回家疗养。虽然作为元老级人物，他却因为仕途坎坷，远不如我母亲在军统的声威浩大。
可以说，母亲是继承了外公的衣钵。她曾经在早期的特训班里接受训练，各项课程一直成绩突出，年纪轻轻便成为军事情报处的得力干将。在牺牲之前，已是军事情报科的科长后备。
她把全副身心都献给了党国，于家庭来说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她将我和外公留在市郊的一个大宅子里，自己经常夜不归宿地工作。外公有腿疾，整天坐在轮椅上，对我很疼爱，我们爷孙俩就在大宅子里相依为命。
某些周末，家里会来许多客人，那些都是母亲的同事。他们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开派对玩乐，实际上是暗地交流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情报。
每当这时，外公都让我呆在自己的卧室里，他陪着我看书或是聊天，偶尔也下下棋，做点小游戏。楼下场面再热烈，跟我们爷孙俩都没有关系，仿佛我们有我们的世界。
外公坚决反对我继承母亲的事业，因此我的童年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也没有进入所谓的特训班。但我有一个致命的天赋，就是如盲人般敏锐的听力和触觉，也正因为如此，热衷于为党国效力的母亲才一直对我不能进入特训班而耿耿于怀。
我常听见他们的争吵，最凶的一次，外公摔了家里的一个古董花瓶，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母亲的鼻子痛骂。这个举动成功地震慑了母亲，从此以后她便没有再提过让我进军统的事情。
母亲牺牲后，我尚在热孝之中，军统派人到家里来，和外公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走后，外公的情绪明显差了很多，他把我搂在怀里，慢慢抚摸着我的头发，嘴里发出轻微的叹息声。
沉思了良久，他很为难地开口，“他们说，在军事情报处，就是你妈妈生前所在的地方，给你安排了职位，希望你尽快就职。虽然你没有经过特殊训练，但他们可以先让你到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相信你有了我们的遗传，一定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我无声地倚在外公的膝盖上，想想他和母亲的经历，对于在军统工作隐隐感到恐惧。在我片面的想法里，进了军统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外公抚摸着我的额头，慈爱而又无奈地说：“我当然不能看着你走你妈妈的老路，可是他们的态度坚决，我只能为你争取到在相对安全的秘书室任职。如果你实在不想去，我也可以拼着这副老资格，再帮你争取一下。”
外公会这样说，大概也知道希望渺茫，他从事情报工作多年，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利害。
以我的身世，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母亲死了，不会开口，但外公还活着，不将我收编，军统很难安心。与其作为他们的心头大患，战战兢兢地生活，不如逆来顺受，以表示忠心来获取哪怕片刻的安宁。
“我没事。”我只说了这三个字。
外公担忧地望着我，我却只能故作轻松，对他报以笑容。
既然死不了，就得挣扎着活下去。
外公没再说什么，我的想法他早已了然于心，这何尝不是他的顾虑。他也知道，我只是一个活在十六岁少女外表之下早熟的孩子，孤儿的身份让我突然间明白了许多同龄人还不明白的道理。
没耽搁太久，军统的后勤人员就送来了特训班的入学通知。
由于我受到了特殊照顾，因此特训的内容比较潦草，只大致走个形式，算给我造个资历。教官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精力，教会了我一些最基本的技能，他们还怕我学不会，又特意降低了难度。
就这样，我很快以“优异”的成绩从特训班毕业，正式到军统局本部报到。
接待我的是秘书室的张副主任秘书，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主要负责协理事务方面的工作，权限并不算很大。但主任秘书不在的情况下，秘书室就成了他的天下。
他的态度很亲切，但我却知道，这里不会有毫无来由的亲切，便微笑着等待他把话挑明。
他先是问了些我外公的近况，然后又问了我的学业，最后才慢慢地把话题扯到了军统的工作上。
猝不及防地，他问道：“小蒋，你母亲临走前，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
我知道，正题来了。
他的亲切只是为了让我卸下心防，这大概是审问的一种手段，然后，再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很清楚他内心的潜台词是什么。
母亲的牺牲并不是偶发事件，在军统中，像母亲一般牺牲的大有人在，有些人可能今天还坐在你对面，跟你聊着天，明天就躺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永远地沉睡。
因此活着的人根本没有心情去关心死了的人是否可怜，也不关心被他们抛弃的亲人是否伤痛欲绝，他们想知道的只有这个人是否在死前也值得信任。
“家母走的匆忙，恐怕她自己都始料未及，更不可能给我留下什么话了。况且，我也不经常能见到她。”我虽对张副主任别有用心的试探心存不耐，却只能沉下心来仔细应付。如有差池，那对我和外公都将是摆脱不掉的麻烦。
张副主任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吩咐我到隔壁的办公室去坐着，说呆会儿会给我安排工作。
我顺从地退了出去，按照他的话，敲响了隔壁办公室的门。
军统内部男多女少，就连秘书室也是一样，在我去之前，是清一色的大男人。并且，军统内部有规定，就是不可与外部人员谈恋爱，即便内部解决了，在抗战胜利之前也不可以结婚。因此，很多大男找不到对象，寻寻觅觅好不冷清，只要一有女同事进来，立刻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当我敲门进屋，坐在已为我空出的位置上时，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在我的头和脚之间游走。当然，这些目光只是单纯的观察，并不带有任何猥琐的成分。
最主要的是，他们大多知道我的身份，也知道我母亲的英勇，更明白我虽家道中落，到底是功臣之后，再加上军统内部纪律严明，因此也没人敢于先来造次。
我无所事事，随手翻看着桌上的报纸，对他们的目光视若无睹。我想，只要我沉住气，就能在夹缝中卑微地生存。
果然，没多一会儿，我的工作安排就下来了，这大概是我来军统之后，感觉到的唯一欣慰的事。
我的工作是报刊整理和信件收发，有点像后勤，没有接触机密文件的权限，在秘书室属于边缘人物。我知道这已经是外公竭尽所能，为我争取到最大程度的安稳了。
除了上级训话，许多会议我都可以自愿参加，因为没有要布置给我的任务。这简直是一件太愉快的事情，我开始觉得如果日子一直这样下去，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总是披散着头发，偶尔也梳两条辫子，在上班的初期曾被很多人形容成“单纯”。
同事们背后评价我经常用的一句话是：蒋茵美虽美，但年纪轻轻，眉宇间却总透着一股凉薄寡淡之气，这样的女子通常都是红颜薄命。
薄命就薄命吧！在这样的时代里，连活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薄命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过了几天，有些胆大的小伙子开始接近我，我对他们的无事献殷勤通常是一笑置之。
尽管如此，每天我依然会收到很多邀请，最多的是在饭堂里“共进午餐”的邀请。
这样的表达方式还算含蓄，属于我能接受的范围。为了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通常我会随便答应一个让我不那么讨厌的人。至于工作之余的娱乐活动，都被我无一例外地婉拒了。
时间久了，我这种频繁换午餐搭档的做法就得到了一个类似于水性杨花的评价，关于我的各种小道消息也在军统内部流传开来。最难听的莫过于拿我是私生女的事实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更露骨一点的，会牵扯到我母亲的生活作风问题。
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毕竟他们都是我的陌路人，如果不是为了活下来和外公相依为命，我的生命早已没有什么期盼。至于他们对我母亲的诟病，只要不是当着我的面说，我也大可不屑一顾。母亲已经失去生命，任何赞美或贬低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