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春风
二月里，从洞庭湖那边荡漾而来的春风，有如醇香的“武陵酒”，令人心醉。我每当坐在写字台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开窗户，恨不能一头扑进春风里，让自己醉个快活。我最钦羡的是那沅水南堤上的杨柳，因为它高高地矗立着，最先享受春风的温暖，冬天里落叶的枝条，重新焕发生机，垂着长长的丝条，缀着嫩绿的叶子，婀娜多姿。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我正在心里吟诵着，一阵春风扑过来，掀开了眼前的一叠文件，我连忙伸手揿住，突然间，我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一份新发下来的中共汉寿县委文件，这里头的内容使我骇然吃惊：“关于罗汉荣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问题的审查决定”。罗汉荣，这是个多么熟悉，而又多么可恶的名字呀！二十多年来，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和叛徒、反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是背着红xxx歪歪斜斜地挂在墙上，或批斗大会的横幅上。
我曾经亲眼见到过这个大叛徒兼历史反革命。那是在中共汉寿县委员会的大门口，我看到一个遭受阻拦的人。他个子较高，四肢壮实，穿一身破旧的青布衣，满脑壳粗黑的头发向后倒理，露出宽阔的额头，两道漆黑的眉毛下镶嵌着明亮深邃的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刚直的鼻梁、宽阔的嘴唇，这一切显现出倔强的神气。当他踏着匆匆的步子走进县委会而遭受阻拦的时候，他的长方脸涨得血一般通红，激动地挥舞着结实的右手，敞开粗重有力的喉咙，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的县委会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进去？……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地下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是帅孟奇同志亲自找我谈话。……我要伸冤！我要伸冤啊！天啦！”
我走拢去观看，阻拦的人把手一挥，大声吼道：“有什么好看的？他就是叛徒、反革命分子罗汉荣！滚开！”
这个没有资格跨进县委会大门口的人，而今他的名字怎么在县委文件上出现了呢？春风习习，像无数只小手在我胸膛上抚摸，暖融融的。我明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种新事、奇事，就像春风过后，竹笋破土，层出不穷。各类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倒退的历史车轮，重新滚滚向前。罗汉荣，莫非真像他自己大声疾呼的那样：“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地下共产党员！”我的眼光迅疾地往下移动，恨不能一口气看完全文：
罗汉荣，男，生于1914年，原籍护城公社宝塔河，后迁往汉寿城关镇，家庭出身未定，本人成分纸扎工人，解放后参加工作，任县工商科副科长，1953年镇反被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5年，刑满就业三年后回家。1979年3月13日由县人民法院撤除原判，宣告无罪，重新安排在县二轻局工作。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对罗汉荣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问题进行了审查。查明罗汉荣确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任过街道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与地下党县工委书记顾星奎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从事过推销革命书报、支持工人、农民和学生斗争、迎接解放等一系列革命活动。曾加入伪党团组织，并担任一些伪职，但是经过党组织负责人批准了的，并利用合法身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未发现其他重大问题。根据中共常德地委常发（1979）36号“关于汉寿县地下党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批复”精神，经县委研究决定：恢复罗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38年算起，工龄从1949年9月起计算。
中共汉寿县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元月五日
此刻，我的手颤抖着，心窝嘣嘣地跳动，昂起脑壳，凝视着沅水堤上的杨柳。春雨潇潇，夏日炎炎，秋风阵阵，寒雪纷纷，杨柳吐绿又落叶，落叶又吐绿，长成了参天大树。罗汉荣脑壳上的黑发花白了，红润饱满的脸膛布满了细密的皱纹，这一切都不能再复返了。是哪个夺走了他的青春？如今又是哪个还给了他新的青春？
这时候，县委办公室信访科的梅运林同志来了，特约我写篇关于罗汉荣冤案是如何得到纠正的文章。他说，这是上头指定要写的，旨在找出罗汉荣冤案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错误根源，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是怎样冲破层层阻力，使这起冤案彻底澄清，真相大白。让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吸取这惨痛的教训，今后引以为戒。这要求固然太高，我的水平远不相及。但这正是我心里想要喊出的话呀！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说：“梅同志，这是你们做信访工作的一大突出成绩。请你首先谈一下落实这起冤案的全过程和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吧！”
他笑着说：“这是县委重视信访工作的结果。”
他的话提醒了我。记得1978年春天，县委会门口贴出了一张斗大的公告，洁白的纸，漆黑的字，在阳光里耀人眼目：“为了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澄清我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调动大干四化的一切积极因素，县委常委决定，逢每月一日、十五日为常委接待日。欢迎广大群众来访。”这有如强劲的春风，吹开了县委会的大门。我亲眼看到罗汉荣迈着结实有力的步履，破例顺利地走进了县委会，坐在了信访科接待来访人员的黑漆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向县委书记周立民申诉着。临尾，他激动不已地站起身，几乎是在呼喊：“二十五年来，我曾经向中央、省、地、县委写了400多封上诉书，而且我上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对我的判决不公。完全是因为得罪了汉寿南下县委工作队的某些领导人，他们抛弃生死与共的土老婆，不问阶级成分，不顾本人表现，只图脸面子好看的找洋老婆。我反对了他们，就丢开党的原则于不顾，泄私愤，图报复，给我捏造罪名，当绊脚石踢开。这些年，我当面喊冤，我上书申诉，总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而今，党中央对我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还给了真正的本来面目。我要求县委对我的问题重新进行调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公正的结论。要晓得，这绝不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啊！”
县委书记周立民重重地重复着他的话：“是的！这绝不只是为了你一个人啊！”
我对梅运林说：“我真佩服他的坚强意志和大胆讲话的勇气。”
梅运林说：“他呀！是个特殊人物呢！你要写好这篇文章，最好先找到他，肯定会给你很大的启示。而今，他是县二轻工业局副局长。”
听了这话，更加使我振奋。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汉寿县二轻工业局，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罗汉荣任副局长的第二天，就深入到县农药机械厂蹲点去了。我来到厂里一打听，他又下大队调查去了，过两三天才能回来。我只好耐着性子，从县委组织部借来关于他的大约三四十万字的调查材料，以加深对这起冤案的了解。这当中，有来自云南的老红军凭自己有限的文化，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下的证明材料：“罗汉荣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1939年上半年根据省委指示，县委曾经研究过，为了保存组织，便于开展革命活动，经过组织同意，可以加入国民党。”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袁序巧专程赴北京向帅孟奇汇报汉寿地下党组织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帅孟奇说：“罗汉荣，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罗入党是我谈的话，是党组织要他打入到伪工会里面去的。”这一字字，一句句，凝结着各级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冲破重重阻力，认真平反冤案的心血。同时我想：如此铁证如山，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落实？
三天后，我走进罗汉荣的办公室，他正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写着什么。我猜想，他一定是在抓紧完成新近接受的艰巨任务，调查了解，编写整理汉寿县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听了丝毫未露出突然的感觉。他摘下老花眼镜，望着沅水南堤上绿茵茵的杨柳，深沉地说：“封建主义思想这个孽根在我们党内还严重存在。长官意志，独断专行，个人恩怨，取代了党纪国法。这个根子不铲除，假的当成真的，真的当成假的。贻害无穷啊！”我追问：“二十多年来，你不断上书上诉，从没有过澄清真相的机会？”他说：“1965年，县委成立了专门办公室，准备对我的问题做出公正的结论。帅孟奇同志也给汉寿县委写了信替我作证。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孤儿，任水漂荡。1974年，县委又组织人力，重新调查我的问题，结果，一场批林批孔，县委都险些脱不得乎。嗨，运动啊，运动，连年不断，无休无止。国家动乱，党心不齐，人心不定，多大的损失啊！”我品评着他的每一句话。他站起身，手一挥，豪迈地说：“而今，全国上下出现了安定团结，大干四化的新局面。我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孤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要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献给我的母亲！”
一阵春风从窗口扑进来，令人心旷神怡。抬眼朝窗外望去，沅水南堤上的杨柳，在微风里轻盈舞动。我又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句：“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何等绝纱啊！没有春风吹送，哪有杨柳青青。罗汉荣，正像一株春天里的杨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他的心里，使他焕发了新的青春。
1980年7月7日10时47分于汉寿县革委创作组
我正在心里吟诵着，一阵春风扑过来，掀开了眼前的一叠文件，我连忙伸手揿住，突然间，我的眼光紧紧地盯着一份新发下来的中共汉寿县委文件，这里头的内容使我骇然吃惊：“关于罗汉荣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问题的审查决定”。罗汉荣，这是个多么熟悉，而又多么可恶的名字呀！二十多年来，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和叛徒、反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总是背着红xxx歪歪斜斜地挂在墙上，或批斗大会的横幅上。
我曾经亲眼见到过这个大叛徒兼历史反革命。那是在中共汉寿县委员会的大门口，我看到一个遭受阻拦的人。他个子较高，四肢壮实，穿一身破旧的青布衣，满脑壳粗黑的头发向后倒理，露出宽阔的额头，两道漆黑的眉毛下镶嵌着明亮深邃的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刚直的鼻梁、宽阔的嘴唇，这一切显现出倔强的神气。当他踏着匆匆的步子走进县委会而遭受阻拦的时候，他的长方脸涨得血一般通红，激动地挥舞着结实的右手，敞开粗重有力的喉咙，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的县委会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进去？……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地下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是帅孟奇同志亲自找我谈话。……我要伸冤！我要伸冤啊！天啦！”
我走拢去观看，阻拦的人把手一挥，大声吼道：“有什么好看的？他就是叛徒、反革命分子罗汉荣！滚开！”
这个没有资格跨进县委会大门口的人，而今他的名字怎么在县委文件上出现了呢？春风习习，像无数只小手在我胸膛上抚摸，暖融融的。我明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种新事、奇事，就像春风过后，竹笋破土，层出不穷。各类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倒退的历史车轮，重新滚滚向前。罗汉荣，莫非真像他自己大声疾呼的那样：“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地下共产党员！”我的眼光迅疾地往下移动，恨不能一口气看完全文：
罗汉荣，男，生于1914年，原籍护城公社宝塔河，后迁往汉寿城关镇，家庭出身未定，本人成分纸扎工人，解放后参加工作，任县工商科副科长，1953年镇反被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5年，刑满就业三年后回家。1979年3月13日由县人民法院撤除原判，宣告无罪，重新安排在县二轻局工作。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对罗汉荣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问题进行了审查。查明罗汉荣确于1938年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任过街道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与地下党县工委书记顾星奎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从事过推销革命书报、支持工人、农民和学生斗争、迎接解放等一系列革命活动。曾加入伪党团组织，并担任一些伪职，但是经过党组织负责人批准了的，并利用合法身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未发现其他重大问题。根据中共常德地委常发（1979）36号“关于汉寿县地下党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批复”精神，经县委研究决定：恢复罗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38年算起，工龄从1949年9月起计算。
中共汉寿县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元月五日
此刻，我的手颤抖着，心窝嘣嘣地跳动，昂起脑壳，凝视着沅水堤上的杨柳。春雨潇潇，夏日炎炎，秋风阵阵，寒雪纷纷，杨柳吐绿又落叶，落叶又吐绿，长成了参天大树。罗汉荣脑壳上的黑发花白了，红润饱满的脸膛布满了细密的皱纹，这一切都不能再复返了。是哪个夺走了他的青春？如今又是哪个还给了他新的青春？
这时候，县委办公室信访科的梅运林同志来了，特约我写篇关于罗汉荣冤案是如何得到纠正的文章。他说，这是上头指定要写的，旨在找出罗汉荣冤案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错误根源，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是怎样冲破层层阻力，使这起冤案彻底澄清，真相大白。让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吸取这惨痛的教训，今后引以为戒。这要求固然太高，我的水平远不相及。但这正是我心里想要喊出的话呀！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说：“梅同志，这是你们做信访工作的一大突出成绩。请你首先谈一下落实这起冤案的全过程和你自己的内心感受吧！”
他笑着说：“这是县委重视信访工作的结果。”
他的话提醒了我。记得1978年春天，县委会门口贴出了一张斗大的公告，洁白的纸，漆黑的字，在阳光里耀人眼目：“为了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澄清我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调动大干四化的一切积极因素，县委常委决定，逢每月一日、十五日为常委接待日。欢迎广大群众来访。”这有如强劲的春风，吹开了县委会的大门。我亲眼看到罗汉荣迈着结实有力的步履，破例顺利地走进了县委会，坐在了信访科接待来访人员的黑漆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向县委书记周立民申诉着。临尾，他激动不已地站起身，几乎是在呼喊：“二十五年来，我曾经向中央、省、地、县委写了400多封上诉书，而且我上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委、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对我的判决不公。完全是因为得罪了汉寿南下县委工作队的某些领导人，他们抛弃生死与共的土老婆，不问阶级成分，不顾本人表现，只图脸面子好看的找洋老婆。我反对了他们，就丢开党的原则于不顾，泄私愤，图报复，给我捏造罪名，当绊脚石踢开。这些年，我当面喊冤，我上书申诉，总是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而今，党中央对我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还给了真正的本来面目。我要求县委对我的问题重新进行调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出公正的结论。要晓得，这绝不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啊！”
县委书记周立民重重地重复着他的话：“是的！这绝不只是为了你一个人啊！”
我对梅运林说：“我真佩服他的坚强意志和大胆讲话的勇气。”
梅运林说：“他呀！是个特殊人物呢！你要写好这篇文章，最好先找到他，肯定会给你很大的启示。而今，他是县二轻工业局副局长。”
听了这话，更加使我振奋。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汉寿县二轻工业局，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罗汉荣任副局长的第二天，就深入到县农药机械厂蹲点去了。我来到厂里一打听，他又下大队调查去了，过两三天才能回来。我只好耐着性子，从县委组织部借来关于他的大约三四十万字的调查材料，以加深对这起冤案的了解。这当中，有来自云南的老红军凭自己有限的文化，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下的证明材料：“罗汉荣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1939年上半年根据省委指示，县委曾经研究过，为了保存组织，便于开展革命活动，经过组织同意，可以加入国民党。”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袁序巧专程赴北京向帅孟奇汇报汉寿地下党组织问题时的谈话记录。帅孟奇说：“罗汉荣，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罗入党是我谈的话，是党组织要他打入到伪工会里面去的。”这一字字，一句句，凝结着各级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冲破重重阻力，认真平反冤案的心血。同时我想：如此铁证如山，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落实？
三天后，我走进罗汉荣的办公室，他正戴着老花眼镜，伏案写着什么。我猜想，他一定是在抓紧完成新近接受的艰巨任务，调查了解，编写整理汉寿县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听了丝毫未露出突然的感觉。他摘下老花眼镜，望着沅水南堤上绿茵茵的杨柳，深沉地说：“封建主义思想这个孽根在我们党内还严重存在。长官意志，独断专行，个人恩怨，取代了党纪国法。这个根子不铲除，假的当成真的，真的当成假的。贻害无穷啊！”我追问：“二十多年来，你不断上书上诉，从没有过澄清真相的机会？”他说：“1965年，县委成立了专门办公室，准备对我的问题做出公正的结论。帅孟奇同志也给汉寿县委写了信替我作证。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孤儿，任水漂荡。1974年，县委又组织人力，重新调查我的问题，结果，一场批林批孔，县委都险些脱不得乎。嗨，运动啊，运动，连年不断，无休无止。国家动乱，党心不齐，人心不定，多大的损失啊！”我品评着他的每一句话。他站起身，手一挥，豪迈地说：“而今，全国上下出现了安定团结，大干四化的新局面。我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孤儿，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要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献给我的母亲！”
一阵春风从窗口扑进来，令人心旷神怡。抬眼朝窗外望去，沅水南堤上的杨柳，在微风里轻盈舞动。我又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句：“碧玉装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何等绝纱啊！没有春风吹送，哪有杨柳青青。罗汉荣，正像一株春天里的杨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进了他的心里，使他焕发了新的青春。
1980年7月7日10时47分于汉寿县革委创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