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含笑向北京
  江南七月,正是黄花菜成熟的季节。我们来到了洞庭湖畔、武陵山下的汉寿县岩嘴公社。很早听人说,岩嘴因山少竹木,水缺鱼虾,遍地是卵石而得名。供销社扶植社队发展多种经营,尤其是种植经济作物黄花菜,使山变绿了,水变秀了,集体经济壮大了。因而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华国锋同志的高度赞扬。这次来,我们就是要了解岩嘴供销社是如何帮助农民种植黄花,促进卵石之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事迹。一踏进这块土地,卵石山岗上辟出的层层梯土入眼而来。梯田里长满了深绿色的叶片,葱绿色杆子,金黄色花朵的黄花,在阳光下昂首含笑,仿佛在招手致意,欢迎我们到来。
  金色太阳挂天庭,
  太阳照俺山里人,
  卵石岗上种黄花,
  黄花含笑向北京。
  一阵响亮的山歌从山冈那边飞来,随着歌声,一个中年男子从山坡那边飞快地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打招呼:“刚才公社来电话,知道你们要来,欢迎欢迎呀!”从他的自我介绍中得知,他是龙凤山黄花园的负责人老蔡。我们赞赏地说:“老蔡,你们在卵石岗山种出了这么好的黄花,真是奇迹呀!”他脸上显露着自豪的神色,说:“这还不是顶好的嘞!”他兴致勃勃地领我们转过一个小山坡,告诉我们:“这就是公社供销社周主任的黄花试验地。预计每亩黄花产量可突破500斤。”我们问:“周主任?就是当年省革命委员会在平江召开的财贸斗批改会议上受到过华国锋同志接见的老周吗?”老蔡回答:“是呀!就是他。”这时,衬着绿色剑叶的黄花丛中,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老蔡介绍:“这就是周主任。”我们望着眼前的黄花地,赞道:“老周,真是名不虚传!你们干劲真大呀!”他深情地说:“全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全靠华主席的亲切鼓励啊!”说着,他领我们来到了一块大红牌子前,说:“这满山满垅的黄花,就是在这个指示鼓舞下巩固发展起来的。”我们仔细看了看眼前的牌子,红底,金边,上面写着鹅黄色楷书:“积极帮助农村人民公社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汉寿县岩嘴供销社的经验很好,应该表扬。大家应该学习。望各地财贸部门都像他们一样,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华国锋同志在全省财贸斗批改会议上的指示”。我们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大红牌子上。
  “这是华国锋同志对俺的鼓励呀!”老周谦逊地说。我们问他:“听说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点点头,无限感慨地说:“是呀,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我们请他谈谈那次见到华国锋同志的幸福情景。他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扬起浓眉,像是敞开了胸中感情潮水的闸门,激情的话语哗哗地涌泄出来:
  1969年12月,湖南省财贸斗批改工作会议在平江县召开。15日下午,听说担任省革委领导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要听取大会的典型发言。我们急切地盼望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华国锋同志和省革委其他领导同志,迈着刚健的步伐,微笑着走上了主席台。顿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一边使劲地鼓着巴掌,一边仔细地观察着华国锋同志,他穿着朴素,上穿半新旧的灰布棉大衣,下着瓦灰色裤子;他和蔼可亲,边走边鼓掌,朝代表们点头微笑,招手致意;他谦逊谨慎,指点着身边的每一个座位,让其他领导同志就座后,才坐到了主席台右边的座位上,然后拿出钢笔和记录本,倾听典型发言。每听到动人的地方,他都提笔记录。每个代表发言结束时,他都带头鼓掌。我本来安排在第三个发言,由于前面发言的同志延长了时间,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就由主持会议的首长介绍了我们岩嘴供销社帮助社队发展多种经营的情况。华国锋同志一边听,一边翻阅我们的书面材料,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带头鼓掌,表示赞扬和鼓励。
  老周越讲越来劲,我们越听越入神,忘却了时间流逝,忘却了骄阳灼人。这时山那边社员中午休工的哨子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老周抱歉地说:“看,我只顾说话,到中午了。走,到我的住户家吃饭去!”
  我们随着老周来到了他的住户。吃中饭的时候,老周用筷子点着桌上的一碗新采的黄花煮蛋汤,对我们说:“吃呀,你们来岩嘴看黄花,也要亲口尝尝岩嘴黄花的滋味吧!”他一边劝菜,一边若有所思地说:“看见这碗黄花蛋汤,又想起了在平江开会与华国锋同志共桌吃饭的幸福情景。就在那天下午典型发言以后吃晚饭,我和一位代表去迟了,正在餐厅门口徘徊的时候,一个温和亲切的声音送进了我们耳朵:你们两个还没找到席位吧,来,来来!和我们一起坐。啊!原来是华国锋同志在招呼我们!我们赶紧过去,坐在他的身旁。开始,我们有点拘束,华国锋同志看出来,就用筷子点点桌上的菜,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夹菜吃,夹菜吃!华国锋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顿时使我们从拘束的境地解脱出来。华国锋同志指着桌上一大碗黄花蛋汤,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搞经济工作的,如果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把多种经营搞上去,这些好东西怎么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怎么能进一步改善,进一步提高呢?华国锋同志这言简意深的话语,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坎上,使我进一步懂得农村商业参与生产、组织生产的重要性。”“是呀,如果不是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这山上没得鸟捉、塘里没得鱼抓的地方,还想种黄花、吃黄花!?”住户老大娘笑盈盈地插了话,老周会意地笑了。
  饭后,我们又回到了龙凤山黄花园。老周继续告诉我们:17日下午,大会闭幕,华国锋同志又出席大会作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对岩嘴供销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老周指了指眼前的大红牌子,说:“这就是华主席当时鼓励我们的指示。他讲了这段话以后,眼光离开了稿纸,高大魁梧的身子站立起来,朝代表们挥动着右手,加重了语气,反复强调:这就是财贸的斗批改,这就是抓住了方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正确行动!这坚强有力的手势,这铿锵激越的声音,使我心潮翻滚,热泪盈眶。我心里想:华国锋同志真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典范。真是我们的贴心人。我们只帮助社队在卵石岗上发展了几项经济作物,就极力支持、鼓励。我还想:这正是我们感到黄花等经济作物难以巩固和继续发展的困难时刻,得到了华国锋同志的肯定和鼓励,我们增添了巨大的力量。我有点坐不住了,恨不能插翅飞回岩嘴,把华国锋同志的指示传达给公社党委的每一个同志,传达给岩嘴供销社的每一个干部、职工,传达给岩嘴公社的每一个社员群众,共同大干一场,用行动落实华国锋同志的指示……”老周富有感情的叙述,也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从他的谈吐中得知:大会一散,他就兼程赶回了公社,一下车就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当夜召开了供销社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了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华国锋同志的讲话。大家都把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抄录在笔记本上,并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的教导,总结前段工作成绩,找出差距,修订了帮助社队发展多种经营的宏伟规划。说到这里,老周扫视了眼前的大片黄花地,激动地对我们说:“这就是平江会议以后,我们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走出柜台,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和贫下中农一起干出来的。”
  原来,这里本是卵石岗。岩嘴供销社派出了生产培植员,发动贫下中农同旧的习惯势力斗。批判了“起眼一看是岩头,下雨肥料随水流,要把经济作物种起来,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错误论调,种上黄花和其他经济作物。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的经济作物,如从海南引进的品种,经过试种确实不能再种了。有的经济作物,如黄花,由于有同双抢争劳动力,收获时天气不好,容易发霉的弱点,有些人不愿意再种了,因而导致种植面积缩减。面对这种情况,供销社的个别同志又动摇了。说什么“敲锣卖糖,各搞一行,农业有农业的事,商业有商业的忙。过去就讲过不行嘛。还是站柜台吧!”老周则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毛主席指引的路,华国锋同志给我们撑了腰,我们走定了。”老周带领培植员们重新深入到各个大队和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一起种植黄花。二龙大队个别领导一方面强调黄花的弱点,一方面大喊黄花地零碎分散不好管理,大有砍掉黄花种植面积之势。驻队培植员老黄戴上老花眼镜,把华国锋同志的那番讲话摘抄下来,一份一份地送给龙凤山周围几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学习,大家的胆子大了,劲头足了,把零碎分散的黄花地集中连片,把低产变成了高产,巩固和发展了黄花生产基地。
  我们没想到,这金针似的黄花,竟有如此不凡的经历。这时候,老周伸手采摘黄花,阳光晒黑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神采。我们也都下意识地跟着老周采摘黄花。我们拿起金灿灿的花朵,看了看,闻了闻,仿佛感到它散发出岩嘴供销社干部职工和龙凤山贫下中农汗水的芬芳。我们不禁大声赞叹:“老周,你们帮助社队发展多种经营,确实建立了功勋呀!”不等老周答话,老蔡接过了话题:“何止这门黄花啊!你们看!”他扬手指向南边,“那是供销社扶植高湖大队发展起来的东风茶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山峦上青葱葱,绿油油,随着山势的起伏,绿色的浪涛铺向远方。不等我们细看,老蔡又手指东面,说:“那是公社党委和老周他们带领我们开垦出来的大橘园。”我们放眼望去,层层梯土,叠满山头,行行橘树,环绕山坡。大小山头,就像穿了金衣,系了玉带,真可观呀!我们还从老蔡和老周的对话中得知,全公社卵石山岗都种植了各种经济作物。除了黄花、茶叶、柑橘,还有棉花、苎麻和各种草药。全公社的水库塘坝放养了成鱼,有的水面还种上了湘莲。我们眼前好一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兴旺景象,好一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水飞鱼跃,山秀水美的壮丽图画啊!
  我们用赞许的眼光望着老周,老周脸上显露着并不满足的神色,开怀说道:“对照英明领袖华主席当年对我们的要求,还远远不够呀!拿多种经营产品的收购来说,虽然与1962年比较增长了三十多倍,同1969年比较增长了一半;但是,同先进的兄弟供销社比较,我们还差得很远啦!我们绝不辜负华主席当年对我们的鼓励和希望,把多种经营生产搞得更好。就说这黄花吧,还要创更大的丰收!”
  我们听着老周的话语,放眼龙凤山黄花园,阳光普照,遍地黄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好像一张张满含深情的脸,向着北京微笑、致意。
  (与潘德慧同志合作)
  1977年6月初稿于岩嘴
  1977年8月定稿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