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第五节 史学
汉世述作，多在东观；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隶中书，或隶秘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及本编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史通·史官建置篇》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迷，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案《隋书·经籍志》曰：“史官废绝久矣。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此其所以不得不别取他官，增设新职欤？《隋书·百官志》谓梁有撰史学士，《陈书·文学传》：张正见、阮卓，皆尝为撰史著士，盖即刘知幾所云修史学士。史官不必能举其职，丧乱时亦或暂缺其官，然载笔之司，究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立。元帝渡江，祖纳劝设史官，当时未用其议，未几，王导复以为言，即于建武元年十一月设立，是其事矣。（见纪。祖纳，逖兄。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弈棋。王隐以其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所闻见，劝以记述。纳因荐隐于元帝。元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云：“史官之立自纳始，”盖纳实首发其议者也。见《晋书·逖传》。）割据僭伪诸国，亦多设置。《史通》言之颇详。亦有散见诸载记者。（《史通》云：“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大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始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嘉平，刘聪伪号。和苞撰《汉赵纪》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外皆无可征。诸国置史官之事，见于载记者：《晋书·石勒载记》：勒伪称赵王，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蒱、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及僭号，又擢拜大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李雄载记》言雄兴学校，置史官，已见第一节。《苻坚载记》言：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魏书·临渭氐传》亦载其事。又《北史·序传》：凉武昭王时，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集于园间。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氐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昭王从之。此史官，当即知幾所谓门下也。）知幾又云：“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二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已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案《魏书·高宗纪》：和平元年，六月，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著作之设，当在此时。别置修史局，则史无可考。《序纪》言魏之初，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见第三章第八节。）《序纪》固不足信，然书契前事，十口相传，则理所可有。《奚斤传》云：斤聪明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北史·魏诸宗室传》云：元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燕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代都所询，盖即此辈。《魏书·王慧龙传》：曾孙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则迁洛以后，仍未尝不以是为重。末叶专任代人，事见《山伟传》。（《传》云：綦儁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儁、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冯藉。史之遗阙，伟之由也。未及谷纂。《刘仁之传》云：深为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则其时之失职者，尚不仅纂、伟二人也。）盖由尒朱擅权，多行不义，且曾戕贼朝士，虑中原士大夫直笔书之，故如是也。知幾又云：“高齐及周，迄于隋代，其史官以大巨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齐世如高隆之、赵彦深、崔季舒、张雕虎，周世如柳敏等，皆尝居此职。）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字虽易，而班秩不殊。”又云：“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四年，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盖即所谓别置二人者？然《邓渊传》言：大祖诏渊撰国记，渊撰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盖即起居注之伦？足见其有纪录，由来已久。后来刘芳从驾南巡，撰述行事，亦起居注之类也。起居注直书其事，别无裁断，（《陈书·文学传》：何之元作《梁典》，其《序》曰：“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起居注亦有病其繁芜，加以删削者，如徐勉删起居注为六百卷是也。然此等删削，亦不足语于裁断。）然实为撰述之本，故历代皆重视其事，废绝之时甚少，（如魏建义初辛绍先曾孙贲，天平中陈元康、卢玄曾孙元明，西魏大统四年申徽，皆尝从事于此，皆流离颠沛之际也。）而其书之传者亦颇多。（《隋志》著录，凡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梁皇帝实录》，（一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一五卷，谢吴撰，记元帝事。）霸史类有《敦煌实录》，（刘景撰，景，唐人避讳之字，即刘昞也。）盖就此略加删削者。此为官家史料大宗。间有别行记录者，如《宋书·萧思话传》言：大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梁书·萧子恪传》言：子恪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书凡五卷，亦见本传。）则似清世之方略矣。史事虽设官记录，然断不能备，故仍或求诸私家。《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其询访所及，亦可谓广矣。官书固难信据，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实。南朝之普断立碑，（《南史·裴松之传》：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由是普断。）北朝之不受行状，（《魏书·甄琛传》：琛死，大臣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以为不实，奏请改谥孝穆。且言“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请自今已后，明勒大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盖以此也。
撰述之体，当时史家所习用者，为纪传及编年。（《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杂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旧事，曰职官，曰仪注，曰刑法，曰杂传，曰地理，曰谱系，曰簿录。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谓之史材，非编纂已成之史籍也。杂史者，其书出于私家，《志》所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者也。霸史则以其为偏方割据，别立一门耳。其实二者之体例，皆与正史、古史同。古史即编年也，《隋志》以其体放自《春秋》，谓之古史。刘知幾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列。）而纪传之体，尤为见重。（可看《魏书·高祐传》。）一以作者率循迁、固，一亦以纪传之体，兼有书志，可详典章经制，于史实之网罗，尤为该备也。（分史事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类，说见马贵与《文献通考序》。此非贵与一人之私言，乃自来史家之公意也。高祐修魏史奏云：“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亦是此意。）自《汉书》而降，所谓正史，悉系断代为书，颇为主通史者所非议。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实未尝谓史当断代。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记载多出史官，一姓之兴亡，自为政局一大变，新朝继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编纂成书，而断代之体，遂成于无意之间耳。东京以降，纪传之体，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过一种。《后汉书》为范晔。（谢承《后汉书》，成于三国之世，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隋志》所著录者，又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梁书·萧子恪传》，言其弟子显，尝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传末叙所著书，有《后汉书》一百卷，则又《隋志》所未著录也。编年之体，《隋志》所著录者，有袁彦伯《后汉记》，张璠《后汉记》，袁晔《献帝春秋》三家。案范晔书十志未成，今《后汉书》中之志，乃后人以司马彪书补之者也。华峤书十典亦未成，其子彻、畅，相继成之，见《晋书》本传。）《三国志》为陈寿。（三国史记，王化有《蜀书》，韦曜有《吴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书》，正元中成于王沈。《晋书》本传云：与荀、阮籍同撰，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同撰者又有韦诞、应璩、孙该、傅玄，《晋书·玄传》又有缪施。《隋志》著录：正史类有环济《吴纪》，编年类有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魏氏春秋》，据《史通》，又有鱼豢《魏略》，事止明帝。王隐《蜀记》，张勃《吴录》。《魏书·张彝传》：彝子始均，尝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传》：祚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晋书》则唐代官纂之本。（晋史撰述，始于陆机。《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机为著作郎，撰三祖纪，束晳为佐郎，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而《隋志》古史类有机《晋纪》四卷。案《晋书·干宝传》载王导请立国史疏，谓：“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则似王室无其书，而民间犹有传本也。王隐为著作郎，撰《晋书》。后为虞预所毁，免官。依庾亮于武昌，书乃得成。而虞预窃隐之作，亦成《晋书》四十余卷，事见《晋书》本传。隐之书，《隋志》正史类著录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书于西都旧事，最为该备，则无疑也。干宝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亦见《晋书》本传。《隋志》在古史类，云二十三卷。过江而后，《史通》云：“自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纪两帝，近则惟叙六朝。至宋，湘东大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魏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此即今之《晋书》，而唐人称为《新晋书》者也。邓粲、孙盛，《晋书》皆有传。王韶之，《宋史》有传。盛之书，本传云：有两本，其说殊不足信，韶之之书，有荀伯子同撰，见《宋书·伯子传》。法盛书，《南史·徐广传》谓其窃诸郗绍，说亦似不足信。十八家，浦起龙《史通通释》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盖十九家，岂缘习氏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说近亿测，疑事毋质，不必尽求其人以实之可也。《隋志》著录，又有梁时有其书，而作《志》时已亡之者：郑忠《晋书》七卷，虞《东晋新书》七卷其不著录而见于史传者：晋荀绰有《晋后书》十五篇，谢沈有《晋书》三十余卷，沈约有《晋书》百一十卷。未成而颇传于世者：崔浩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有志而未成者：齐有袁炳，魏有宋世景、裴伯茂、魏长贤。沈约之书，据《宋书·自序》，凡成百二十卷，遇盗失其第五帙。以《梁书》所载卷数核之，所失者凡十卷。《序》云：“源流虽举，而采缀未周。”以被敕撰国史，后又撰起居注，遂无暇搜撰，则其书实未成。《宋书·谢灵运传》云：大祖令撰《晋书》，粗立条流，竟不能就。其书实亦未卒业也。）《宋书》成于沈约。（《宋书》，何承天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所撰书，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病亡，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徐爰踵成前作。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则系孝武自造。自永元至于禅让，十余年间，阙而不续。永明五年，沈约被敕撰著。六年，十月，表上之，云：“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事见《宋书》约《自序》。其书实多因徐爰之旧，故于革易之际，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说见《廿二史札记》。《齐书·文学·王智深传》言：世祖使沈约撰《宋书》，又敕智深撰《宋纪》，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于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梁书·裴子野传》，谓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尝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松之之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冲之盛曾孙，事见《臧质》、《邓琬传》。其书盖未及成。《齐书·刘祥传》云：祥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武帝衔而不问。《陆澄传》云：欲撰《宋书》，竟不成。《隋志》著录，沈约、裴子野而外，纪传类有徐爰、孙严《宋书》各六十五卷，古史类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齐书》成于萧子显。（子显之书，《梁书》本传作六十卷，《隋志》同。今本止五十九卷，盖佚《自序》一篇？其略，犹存于《南史》本传中也。《齐书》撰述，始于檀超、江淹。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淹掌其职。超史功未就而死。淹所撰凡十三篇，见《南史》本传。《隋志》正史类，亦著录淹《齐史》十三卷。《梁书·淹传》云：淹所著《齐史》十志，行于世。十志，《南史》作传志。按《史通》云：“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云先著，后必更有所述，则《南史》是也。此外《隋志》又有沈约《齐纪》二十卷，刘陟《齐纪》十卷。约著《齐纪》，亦见《梁书》本传。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则《隋志》有吴均《齐春秋》三十卷。均作是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许。均遂私撰。书成，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使诘其事之不实者，焚之。均坐免职。然其私本仍行。事见《梁书》、《南史》本传及《史通》。《齐书·檀超传》云：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故通谓之齐。”《南史》同。其书所述，盖不仅齐事。《隋志》不著录，而有王逸《齐典》五卷，萧万《齐典》十卷，皆在古史类。《梁书·裴子野传》，言其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梁》、《陈书》成于姚思廉。（梁史：《史通》云：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承圣沦没，并从焚荡。《梁书·沈约传》言：所著有《高帝纪》十四卷。《隋志》著录谢昊《梁书》四十九卷。《注》云：本一百卷。盖相承至昊，共得百篇，非昊一人所撰也。陈初，杜之伟、许亨，大建时顾野王，并知梁史，亨书成者五十八卷，皆见《陈书》本传。亨子善心，《隋书》有传，云：其父尝撰《齐书》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一时亡散。陈初为史官，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祯明二年聘隋而陈亡。其书存者六十八卷，又并缺落失次。善心随见补葺，成七十卷。《陈书》所著，盖其上秘阁之本？《隋志》著录许亨《梁史》五十三卷，则又有所阙也。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隋志》著录，有刘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勖《梁后略》十卷，萧韶《梁大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刘璠之书，实成于其子祥之手，事见《周书》本传。何之元之书，起齐永元二年，迄王琳遇获，见《陈书》本传。《史通》谓之元与璠合撰《梁典》三十篇，合字盖各字之误？姚勖，僧垣子，事见《周书·僧垣传》。萧韶，见《南史·梁宗室传》。云其书承湘东之旨，多非实录。陈史：《史通》云：初有顾野王、傅，各为撰史学士。《武文二帝纪》，即其所修。《唐志》有野王、《陈书》各三卷，而《隋志》有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注》云讫宣帝，疑野王、之书，亦苞括其中矣。姚察在梁、陈二代，皆知史职。隋开皇九年，敕其撰成二史。事见《陈书》本传。
然其书仍未能成，至唐贞观中，乃成于其子思廉之手焉。）晋世北方诸国，总集于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其书虽成于魏世，而专详僭伪，不著晋朝，民族大义，可谓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国久成统一之局，偏隅割据者，原不能视之为国，故至唐世，遂将其行事，编为载记，入之《晋书》，视如汉末之群雄矣。（十六国史，《史通》述之较详，今录其说如下。《古今正史篇》曰：“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大传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将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赵亡，仕于冯氏，仍撰《南燕录》六卷。蜀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大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大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辟，删为《秦纪》十一篇。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阙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又追撰《秦记》十卷。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惟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案高祖，刘渊伪号。《隋志》有田融《赵书》十卷，王度《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二卷，范亨《燕书》二十卷。《注》云：记慕容雋事。张诠《南燕录》五卷，王景晖《南燕录》六卷，皆《注》云：记慕容德事。又有游览先生《南燕书》七卷。《魏书·郦范传》：范弟子恽，撰慕容氏书不成。《崔逞传》：慕容时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记》；《封懿传》：懿撰《燕书》，颇行于世，则《隋志》皆不著录。常璩之书，《隋志》名《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亦著录，十二卷。又云：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刘景《凉书》十卷，《注》云：记张轨事。又有《敦煌实录》十卷。景为昞避讳字，已见前。《魏书·昞传》云：《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隋志》又有张谘《凉记》八卷，《注》亦云记张轨事。喻归《西河记》二卷，《注》云：记张重华事。苻坚焚史，事已见前。裴景仁之书，《隋志》著录为十一卷。又有何仲熙《秦书》八卷，《注》云：记苻健事。景仁之书，亦见《南史·沈怀文传》，云十卷。姚和都书，《隋志》亦著录。真兴，勃勃伪号，承光，昌伪号，夏、西凉、西秦三国，《隋志》皆无书。段龟龙书，《隋志》著录十卷。宗钦，《魏书》有传，云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不云记秃发氏。《隋志》有《拓跋凉录》十卷，不著撰人。韩显宗，《魏书》亦有传。云撰《冯氏燕志》十卷，不云记吕氏。则《史通》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二句有误。浦起龙改为“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与《魏书》、《隋志》虽合，然合段龟龙记吕氏，凡有四种，与“惟此三者可知”句，文义又属不符。浦氏又改惟此为“惟有”，云“本有四种，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殊属牵强。则元文虽误，浦氏所改，亦未为是也。《隋志》有《凉书》十卷，高道让撰。又《凉书》十卷，《注》云：沮渠国史，而不著撰人。道让，谦之字。其父崇。崇父潜，妻沮渠牧犍女武威公主。公主痛本生绝胤，以崇继牧犍后，后乃启复本姓，事见《魏书·崇传》。韩显宗书，《隋志》不著录，而有高闾《燕书》十卷，《注》云：记冯跋时事。崔鸿之书，《魏书》本传云：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贵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随成者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注，乃妄载其表，云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据此，知鸿书于十六国事与魏相关者，必多存直笔，而惜乎其已亡也。初不肯顺虏意进呈，而后乃妄载其表，盖以为书经呈奏，则攻击者较难为辞，此史家欲存史迹之苦心。正光已后，魏已无复纲纪，鸿故敢行其书，不必由于光之当权。至于永安，则拓跋氏仅亦守府矣，此其子所以又欲借中秘之力而存之也。《北史·崔亮传》：齐文襄尝言崔肇师合诛。左右问其故。曰：“崔鸿《十六国春秋》，述诸僭伪，而不及江东。”左右曰：“肇师与鸿别族”，乃止。虏恶其书如此，则其书之能秉大义可知，鸿可谓明于夷夏之界矣。其书，《魏书》云子元奏进者一百二卷。浦起龙因改《史通》勒为十卷之十字为一百二，然《史通》此句，或指其得蜀事后所增卷数言之，亦未可专辄也。）《魏书》成于魏收，号为秽史。隋世尝命改造，然其书未能行。（魏初命邓渊著国记，后又命崔鸿总史事，浩之诛，以史事为名，已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高允、刘模，并典史事，史言其大较续浩故事，可见浩书实未尝废，其诛，特以此为名而已。史又言允虽久典史事，而不能专勤著述。又言允年已九十，目手稍逊，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与有功焉。则允虽尸其名，主其事者实模也。《高祖纪》：大和十一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彪传》云：自成帝已来，至于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叙录，为春秋之体。遗录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奏见《祐传》。据其辞，则纪传之体，起于皇始，盖自此以前，事迹希简，且无年月，不能编年，故不能作本纪。今《魏书》之《序纪》，其体，或亦沿自祐等邪？彪后因事失官。世宗践阼，求以白衣修史，如王隐故事。其表云：自大和十五年以来，频有南辕，载笔遂寝。其时居史职者，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等，皆登年不永；程灵虬改从他职；惟崔光一人不移任，而亦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焉。《崔光传》云：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景明二年，秋，彪卒。四年，以孙惠蔚代光领著作。首尾五载，无所厝意。明帝立，诏光还领著作。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然其书终未能成。正光四年卒。临卒，言弟子鸿于肃宗。五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辑国史。寻亦卒。《魏书·自序》云：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大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尒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领著作郎山伟，自以为功，得封东阿县伯，法显止获男爵。伟与綦儁等更主史籍，无所述作，已见前。北齐文宣天保二年，诏魏收撰魏史。国史而外，兼以济阴王晖业《辨宗室录》为据。五年，三月，奏上《纪》百一十卷。十一月，复奏十《志》。事见《魏书·自序》。收之修《魏书》，史言其多快恩怨，私亲戚，所引史官，恐其陵逼，亦惟取先相依附者。致为诸家子孙所诉。文宣先重收才，收又诬诉者欲相屠害，致诉之者转以获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孝昭皇建元年，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乃诏行之。群臣仍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收既缘史事，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焉。以上皆见《北齐书·收传》。其说不知皆实否。然《传》言阳休之父固为北平大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而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其事固信而有征，则收书之有曲笔，似无可解免也。《崔传》云：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曰：“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收传》言其意存实录，好诋阴私。又曰：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是则伉直私曲，兼而有之。《高柔传》云：收撰魏史，启柔等与同其事。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为嫌惮。又云：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则阿私所好者，正不独收一人，特收主持其事，遂为众矢之的耳。诉收获罪者，事见《北齐书》卢潜、李构、王松年等《传》。《北史·崔光传》：光子劼，尝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竟不能就。光家世史学，使其成之，其书当有可观也。齐后主武平四年，五月，诏史官更撰《魏书》，见《纪》。其事盖无所成？
隋高祖诏魏澹别成魏史，时称简正，事见《隋书·澹传》及《北齐书·魏兰根传》。《隋书·薛道衡传》：从子德晋，尝佐澹修《魏书》。然《潘徽传》言：炀帝又诏杨素更撰《魏书》，素薨而止，则魏澹之书，论者必仍有不满也。）《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史通·古今正史篇》：“高齐史：天统初，大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冯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十有六卷。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焉。”《自注》云：“王劭《齐志》，《序》云二十卷，今世间传者，惟十六卷。”《隋志》著录，则止十卷。又有崔子发《齐纪》三十卷。《杜台卿传》云：撰《齐纪》二十卷。《荣毗传》：兄建绪，仕周，平齐之始，留镇邺城，因著《齐纪》三十卷。《隋志》皆不著录。）《周书》成于令狐德棻。（宇文周史：《史通》云：“大统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隋志》有牛弘《周史》十八卷，《注》云未成。）事亦皆在唐世。《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大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使秘书监总知其务。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大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与其事。大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合为五代纪传，则梁、陈、齐、周、隋之史，实未尝各别为书。然则续修之志，亦与五代纪传合为一书，无所谓编入《隋书》也。五代既合为一书宋、齐、元魏何缘分立？隋实混一区宇，而亦继南北朝之后，则晋又何不可冠于南北朝之前？然则当时史家，果未尝谓史当断代。李延寿虽与官修，仍采杂史，补益官书，（延寿与官修而必别为私史，意实在此，观其自序可知。）编为南北纪传，而亦入隋于其中，其《自序》称以拟《史记》；知幾论史，亦入之通史之家；其明证也。然意虽在于会通，书实成于各别。合居一简，未免无所取裁。当时虽合为一书，后人仍目为断代，盖以此也。
欲合隆古至于当代，萃为一编者，当时亦非无其人。梁武帝之《通史》，其最著者也。此书，《梁书·本纪》云六百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六百二十卷，《纪》盖以成数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则有阙佚也。帝尝躬制《赞》、《序》，（亦见《本纪》。）又语萧子显曰：“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其重视之可知。《史通》云：其书“自秦已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梁书·吴均传》言：此书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卒。）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所异者惟无表而已。”断代之书，所以不能合为通史者，实以两朝衔接之际，不免复重、矛盾，今云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当有以祛此弊。云惟无表，则亦有志。表事不容刊落，盖当别有翦裁。（《齐书·檀超传》。超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即谓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此书实郑樵《通志》之先河也。顾野王尝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陈书》本传。）盖又欲就斯书，加以删略。熊襄《齐典》，所述不仅齐事，说已见前。宋江夏王义恭尝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大元，（《宋书》本传。）盖亦通史之体。北朝元晖，（常山王遵曾孙。《史通》误作济阴王晖业。）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旨，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魏书·昭成子孙传》。《北史·魏诸宗室传》无宋字。）其书《史通》列为古今正史，而《隋志》入之子部杂家，盖以为类书也。《魏书·儒林·平恒传》云：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阶，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似亦《科录》之类。《周书·明帝纪》言：帝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已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隋书·萧济传》：陈亡后济子从典入隋，杨素奏使续《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则亦梁武作《通史》之志也。
斯时史家，颇知讲求体例。华峤《修汉后书》，以皇后入外戚传为不安，而改之为纪。（《晋书》本传。）檀超之掌史职，尝上表立条例，诏内外详议。其时王俭、袁彖，均有所论，见《齐书·超》及《彖传》。修史既皆断代，故其起讫之间，最烦论议。晋初作本朝之史，即议立限断。或云当起正始，（魏废帝立之岁。）或云当始嘉平，（宣王杀曹爽之岁。）或云当起泰始，（武帝篡魏之岁。）见《晋书·贾充传》。徐爰修宋史，起元义熙，载与高帝并起及为帝所戡定之人，而不取桓玄。表请详议。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后沈约修《宋书》，则并桓玄、谯纵、卢循、马鲁及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并删之，事见《宋书·爰传》及《自序》。魏收监修国史，议立齐元，阳休之、李德林等亦有议论，见《北齐书·休之》、《隋书·德林传》。此皆论一史之断限者也。其分立时正统之论，则习凿齿首及之。《晋书·凿齿传》载其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之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今沉沦重疾，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其论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若以晋尝事魏，拘惜禅名，则惑之甚者也。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论足王天下与否，纯以功德为准，而破拘于君臣之分，缪托禅让之名，实颇合民贵君轻之义也。（凿齿正统之说，当以此论所言为正。《传》又言：凿齿以桓温觊觎非望，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则近亿度。）《晋书·天文志》云：“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大微。七年，五月，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大微。”以天象定正伪，则冥漠之说矣。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南朝梁大臣，文学家，史学家。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
史也者，所以记人群之行事，以资鉴戒，非徒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此义也，昔时史家，久已知之。然史官缘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齐书·崔祖思传》：祖思陈政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故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即深惜史职不举，不足使人歆惧者也。宋文帝欲封王昙首等，会燕集，出诏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荀丕恶于王俭，又上书极谏齐武帝，言甚直。帝不悦。竟于荆州狱赐死。徐孝嗣闻之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南史·齐豫章王嶷传》。）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皆谓史笔，足儆人君。然君既赏罚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奋其直笔？《齐书·王智深传》：世祖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谂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尒。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则视人君之意旨为进退矣。世祖敕智深撰《宋纪》，令奏上，未及而崩，郁林又索其书，已见前。《传》言智深初为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世祖之索之，盖意实有所不释然，故郁林犹继其志也。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世祖衔而不问，亦已见前。《南史》言祥又于朝士多所贬忽，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或以启上，卒以是徙广州，则亦未尝不以他事中之矣。观此，可知人君之于直笔，畏忌之深。《周书·柳虬传》：虬上疏曰：“古人君立史官，非但纪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且著迷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自修，有过者知惧。”事遂施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大祖乃令大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此其所谓显言于朝者也，岂不令人作恶？虬以大统十四年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修起居注，仍领丞事。周文之委任之，岂不以其能破密书之局，则知公论之莫予毒，而可以释然于怀也邪？
人君如此，人臣亦然。魏孝文谴妇人冠帽着小襦袄，任城王澄言著者犹少，孝文斥为一言丧邦，欲使史官书之，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梁取汉中，魏将乙速孤佛保自刎死，文帝诏著作录之。（《北史·节义传》。）丘冠先死于蠕蠕，齐武帝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南史·孝义传》。）谢朓之死，谓门宾曰：“寄语沈公：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皆视史家之褒贬为荣辱之大者也。源怀表陈其父贺拥立高宗及执立高祖之功，不沾茅土之锡。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可见私家勋伐，亦以书于国史者为准。故有见录者则引为殊荣，如李孝伯与张畅对问，书于《宋史·畅传》，其孙豹子，欲求其君之披览是也。其或见遗，则以为大戚，如诉魏收者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是也。《收传》言：收性颇急，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则藉此以肆其恣睢者，又有之矣。收《自序》曰：武定四年，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又言齐文宣诏收撰魏史，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大武诛史官。”神武、文宣皆粗才，能作是语，可知此等见解入人之深矣。《南史·王韶之传》曰：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大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尝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裴子野传》云：齐永明末，沈约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大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盖直道之难行如此。《隋书·卢思道传》云：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盖亦以秉笔者为恩怨所丛，虑其或受牵率，故当其未成之时，讳莫如深也。
史氏之初，本系记录故事，以备方来之参证，其为用，略如后世之档案，先代学者，留意于此者极多。《宋书·殷景仁传》云：景仁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梁书·孔休源传》：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鉴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仪曹郎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尝谓之为孔独诵。其有裨实用如此。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宋书·王韶之传》。伟之，韶之父也。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许懋尤晓故事，深为仪注之学。（《梁书》本传。）刘谅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梁书·刘孝绰传》。）江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梁书》本传。）凡此皆后世所谓掌故之学。《隋志》有旧事、仪注两门皆其书，刑法一门，律令而外，有制、科、议、议驳、弹事、奏事、决事、驳事，亦其类也。
汉世治古史者，当以韦曜、谯周、赵晔、袁康为巨擘。曜之《洞纪》，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周之《古史考》，则是正旧闻，求其足信。晔与康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则皆著传说于竹帛，使其不致湮灭者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晋以降，此风未替。皇甫谧有《帝王世纪》，盖《洞记》之伦。（此书起三皇，尽汉、魏，见于《隋志》。其体例与《洞纪》之起庖牺至秦、汉，而黄武以后别作者同。《隋志》又有何茂材《续帝王世纪》十卷，疑本谧书续以晋已后事。）其书在晋、南北朝之世，最为通行。（观义疏言古事，多引此书，罕引《史记》可知。）故当时即有为作音注者。（《隋志》有虞绰《帝王世纪音》四卷。《北史·文成五王传》，安丰王猛之子延明，曾注《帝王世纪》。）来奥有《帝王本纪》，似亦《世纪》之类。杨晔有《华夷帝王世纪》，则似兼详外国者也。（《隋志》所著录者，又有甄鸾《帝王世录》一卷。此书盖但记世系，故卷帙甚少。《刘·先圣本纪》十卷，所谓先圣，盖亦指古帝王，《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可证也。王子年《拾遗记》二卷，今尚存，可见迂怪妄诞之概，然亦多记古帝王事也。又有姚恭《年历帝纪》十卷，不著撰人《帝王诸侯世略》十一卷，盖亦主年代、世系。又有孟仪《周载》八卷，《注》云：记前代下至秦，盖古史之较略者。又有潘杰《王霸记》五卷，盖亦记古帝王，下逮战国。）《晋书·陈寿传》云：寿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尝师事谯周，其书或与周同调。《司马彪传》云：彪以周为未尽善，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则又周之诤友。然立说虽异，其途辙则同也。《杨方传》：谓方尝撰《吴越春秋》，《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又有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不著撰人《吴越记》六卷，盖皆以赵、袁二氏之书为不雅驯而改之。又有沈氏《南越志》八卷，则其所记，当较袁氏之书为广也。又有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乐资《春秋后传》三十一卷，盖记战国前事，而附丽于《春秋》，如司马光《通鉴》、刘恕《通鉴外纪》之例也。（此节所引《隋志》之书，皆在杂史类。）
一地方之史实，亦有留心搜缉者。常璩之《华阳国志》，其传于今而可见者也。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大公，迄西晋人物；（本传云：四十卷，半未成。《隋志》在杂传类，二十卷。）王遵业著《三晋记》；（十卷。见《北史·王慧龙传》。遵业，慧龙曾孙也。）盖亦其伦。《隋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世方志之权舆，当时作者，盖以人物为重。然一地方之史实，苞含其中者，必不少矣。宋段国有《吐谷浑记》一卷，《隋志》入霸史类，其地实在域外，亦可称为外国史也。
传记之作，此时最为浩繁。有该括全国者，如《隋志》所著录之《海内先贤传》、《四海耆旧传》是也。有域于一地者，如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刘义庆之《江左名士传》是也。有专详一类人者，如嵇康之《圣贤高士传》，诸家之《孝子传》，梁元帝之《忠臣传》，鍾岏之《良吏传》，张隐之《文士传》，范宴之《阴德传》，王瑱之之《童子传》，诸家之《列女传》，不著撰人之《美妇人传》是也。此实正史类传之伦。其兼容并苞者，则谓之《杂传》。任昉、贺踪、陆澄皆有其书。踪书本七十卷，昉书本百四十七卷，可见其搜采之博。就官守而传其人者，有梁元帝之《丹阳尹传》。网罗一时人物者，有袁敬仲之《正始人士传》，戴逵之《竹林七贤论》，专记一人者，如不著撰人之《东方朔传》，《毌丘俭记》，管辰之《管辂传》。家传亦有多家。就所知者而识之，则梁元帝之《怀旧志》也。僧、道亦有列传，如《高僧传》、《众僧传》、《尼传》、《列仙传》是。其专传一人者，则有如《法显传》、《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君内传》、《嵩高寇天师传》。所传并有非人者，如《灵鬼志》、《志怪》、《神录》等是。梁元帝著《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则人名辞典之先河也。
谱牒之作，斯时亦盛，以俗重阀阅故也。谱皇室者，如不著撰人之《汉氏帝王谱》、《宋谱》是。元晖业之《辨宗录》，亦其类也。又有诸家之《百家谱》。一家之谱，则有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谱一方巨族者，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官纂之书，以地、以姓为别，如梁有王司空《新集诸州谱》十一卷，又有《诸姓谱》一百一十六卷，梁武帝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盖其最巨者矣。谱牒之书，亦非仅记世次。如《隋志》有《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裴子野有《续裴氏家传》二卷。（《南史》本传。）陆煦著《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是。（《梁书·陆杲传》。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
宋元嘉中，使何承天立史学，石勒使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已见第一节。私家亦有以此传授者。《隋志》云：“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一史，至数十家，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已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者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该、恺并见《隋书·儒林传》，云：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其盛，不下于传经也。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李密师事恺，受《史记》、《汉书》，阎毗受《汉书》于该，皆见本传。该梁鄱阳王恢之孙，恺东海人。《北史·崔赡传》云：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赡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隋书·儒林传》：又有吴郡张冲，撰《前汉音义》十二卷。《文学传》：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杨汪传》：汪受《汉书》于臻。臻亦梁人，江陵陷没归萧詧者也。然则是时史学，实自南而北也。《旧唐书·儒林传》：秦景通，与弟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为小秦君。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又有刘讷，亦为当时宗匠。可见史学专门传授之风，至唐初而未绝也。）《史记》传者甚微。”诸史述其时之人，熟精汉史者甚多，（《梁书·文学传》云：臧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张缅传》：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客有执卷质缅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励诵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陈书·萧济传》：第三子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措意。）《史记》则除裴骃作注外，（骃松之子，见《宋书·松之传》。）治者较罕，（除前引萧恺事王仲通与《汉书》并受外，惟《晋书·刘殷传》言：殷有七子，五子各受一经，一子受《大史公》，一子受《汉书》。《南史·吴喜传》云：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脱漏。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则不过涉猎而已，非真治学者也。）盖汉事近己而俗变相类，为用较切，而言古史者，《史记》之席，又为谯周、皇甫谧等书所夺也。《隋志》所云传受，盖重在训诂、音释，此马融从班昭受读《汉书》之旧，（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实尚不足语于史学。斯时史学之可称者，一在补苴罅漏，一在提要钩玄。补苴罅漏之功，见于注释，《史通》言三国之志：“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古今正史篇》。）《宋书·松之传》，称其“鸠集传记，广增异闻”，盖其所用心，实在于此。崔慰祖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齐书·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彤书四十卷，昭书一百八十卷。（《梁书》本传。）卷帙并远逾于旧。王规亦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本传。）此等皆名为注，实则补也。蔡谟总应劭以来注《汉书》者，为之集解。（《晋书》本传。）《梁元帝注汉书》百十五卷，（《本纪》。）其世子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南史》本传。）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梁书·文学传》。）此等虽专于注释，亦必有荟萃之功。惟韦稜著《汉书续训》二卷，（稜叡孙，见《南史·叡传》。）则或专于音训耳。提要钩玄之功，见于抄撮。有为校勘同异者，如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梁书》本传。）裴子野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是也。（《南史》本传。）有欲删繁就简者，如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南史·文学传》。）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见《北史·于栗磾传》。仲文，栗磾八世孙。）刘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史》本传。）阮孝绪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是也。（《隋志》杂史类。）《隋志》有汉卫飒《史要》十卷，《注》云：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亦见杂史类。）此盖《科录》之先河。又有王蔑《史汉要集》二卷，《注》云：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亦见杂史类。）盖合《史》、《汉》及《春秋》去其重者也。
汉世述作，多在东观；魏世始置著作郎，或隶中书，或隶秘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及本编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史通·史官建置篇》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迷，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案《隋书·经籍志》曰：“史官废绝久矣。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此其所以不得不别取他官，增设新职欤？《隋书·百官志》谓梁有撰史学士，《陈书·文学传》：张正见、阮卓，皆尝为撰史著士，盖即刘知幾所云修史学士。史官不必能举其职，丧乱时亦或暂缺其官，然载笔之司，究为执政所重，故少获安定，即复设立。元帝渡江，祖纳劝设史官，当时未用其议，未几，王导复以为言，即于建武元年十一月设立，是其事矣。（见纪。祖纳，逖兄。元帝作相，引为军谘祭酒。纳好弈棋。王隐以其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所闻见，劝以记述。纳因荐隐于元帝。元帝以问记室参军钟雅。雅曰：“纳所举虽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云：“史官之立自纳始，”盖纳实首发其议者也。见《晋书·逖传》。）割据僭伪诸国，亦多设置。《史通》言之颇详。亦有散见诸载记者。（《史通》云：“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大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始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嘉平，刘聪伪号。和苞撰《汉赵纪》十卷，见《隋书·经籍志》，此外皆无可征。诸国置史官之事，见于载记者：《晋书·石勒载记》：勒伪称赵王，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蒱、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及僭号，又擢拜大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李雄载记》言雄兴学校，置史官，已见第一节。《苻坚载记》言：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魏书·临渭氐传》亦载其事。又《北史·序传》：凉武昭王时，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等集于园间。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邕而至，氐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昭王从之。此史官，当即知幾所谓门下也。）知幾又云：“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二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已来，参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阙而不载。”案《魏书·高宗纪》：和平元年，六月，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著作之设，当在此时。别置修史局，则史无可考。《序纪》言魏之初，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见第三章第八节。）《序纪》固不足信，然书契前事，十口相传，则理所可有。《奚斤传》云：斤聪明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北史·魏诸宗室传》云：元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燕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代都所询，盖即此辈。《魏书·王慧龙传》：曾孙遵业，位著作佐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军将军，兼散骑常侍，慰劳蠕蠕。乃诣代京，采拾遗文，以补起居所阙。则迁洛以后，仍未尝不以是为重。末叶专任代人，事见《山伟传》。（《传》云：綦儁及伟等，谄说上党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是以儁、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冯藉。史之遗阙，伟之由也。未及谷纂。《刘仁之传》云：深为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则其时之失职者，尚不仅纂、伟二人也。）盖由尒朱擅权，多行不义，且曾戕贼朝士，虑中原士大夫直笔书之，故如是也。知幾又云：“高齐及周，迄于隋代，其史官以大巨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齐世如高隆之、赵彦深、崔季舒、张雕虎，周世如柳敏等，皆尝居此职。）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惟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字虽易，而班秩不殊。”又云：“又案《晋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燕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案《魏书·高祖纪》：大和十四年，二月，初诏定起居注制。十五年，正月，初分置左右史官。盖即所谓别置二人者？然《邓渊传》言：大祖诏渊撰国记，渊撰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盖即起居注之伦？足见其有纪录，由来已久。后来刘芳从驾南巡，撰述行事，亦起居注之类也。起居注直书其事，别无裁断，（《陈书·文学传》：何之元作《梁典》，其《序》曰：“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起居注亦有病其繁芜，加以删削者，如徐勉删起居注为六百卷是也。然此等删削，亦不足语于裁断。）然实为撰述之本，故历代皆重视其事，废绝之时甚少，（如魏建义初辛绍先曾孙贲，天平中陈元康、卢玄曾孙元明，西魏大统四年申徽，皆尝从事于此，皆流离颠沛之际也。）而其书之传者亦颇多。（《隋志》著录，凡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隋书·经籍志》：杂史类有《梁皇帝实录》，（一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一五卷，谢吴撰，记元帝事。）霸史类有《敦煌实录》，（刘景撰，景，唐人避讳之字，即刘昞也。）盖就此略加删削者。此为官家史料大宗。间有别行记录者，如《宋书·萧思话传》言：大祖使思话上平定汉中本末，下之史官；《梁书·萧子恪传》言：子恪启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记》；（其书凡五卷，亦见本传。）则似清世之方略矣。史事虽设官记录，然断不能备，故仍或求诸私家。《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八月，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其询访所及，亦可谓广矣。官书固难信据，私家撰述，亦或苟阿所好，不必皆实。南朝之普断立碑，（《南史·裴松之传》：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表陈之。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由是普断。）北朝之不受行状，（《魏书·甄琛传》：琛死，大臣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以为不实，奏请改谥孝穆。且言“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请自今已后，明勒大常、司徒：有如此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盖以此也。
撰述之体，当时史家所习用者，为纪传及编年。（《隋书·经籍志》：史部分目十三：曰正史，曰古史，曰杂史，曰霸史，曰起居注，曰旧事，曰职官，曰仪注，曰刑法，曰杂传，曰地理，曰谱系，曰簿录。自起居注已下，皆只可谓之史材，非编纂已成之史籍也。杂史者，其书出于私家，《志》所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纪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者也。霸史则以其为偏方割据，别立一门耳。其实二者之体例，皆与正史、古史同。古史即编年也，《隋志》以其体放自《春秋》，谓之古史。刘知幾作《史通》，其《古今正史篇》，亦以纪传、编年，二体并列。）而纪传之体，尤为见重。（可看《魏书·高祐传》。）一以作者率循迁、固，一亦以纪传之体，兼有书志，可详典章经制，于史实之网罗，尤为该备也。（分史事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二类，说见马贵与《文献通考序》。此非贵与一人之私言，乃自来史家之公意也。高祐修魏史奏云：“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亦是此意。）自《汉书》而降，所谓正史，悉系断代为书，颇为主通史者所非议。然自唐以前，修史之家，实未尝谓史当断代。特往史所重，偏在政事，而其记载多出史官，一姓之兴亡，自为政局一大变，新朝继起，必命史臣，搜集前朝之事，编纂成书，而断代之体，遂成于无意之间耳。东京以降，纪传之体，作者多家，而通行者率不过一种。《后汉书》为范晔。（谢承《后汉书》，成于三国之世，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此外《隋志》所著录者，又有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梁书·萧子恪传》，言其弟子显，尝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传末叙所著书，有《后汉书》一百卷，则又《隋志》所未著录也。编年之体，《隋志》所著录者，有袁彦伯《后汉记》，张璠《后汉记》，袁晔《献帝春秋》三家。案范晔书十志未成，今《后汉书》中之志，乃后人以司马彪书补之者也。华峤书十典亦未成，其子彻、畅，相继成之，见《晋书》本传。）《三国志》为陈寿。（三国史记，王化有《蜀书》，韦曜有《吴书》，已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书》，正元中成于王沈。《晋书》本传云：与荀、阮籍同撰，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据《史通·古今正史篇》，同撰者又有韦诞、应璩、孙该、傅玄，《晋书·玄传》又有缪施。《隋志》著录：正史类有环济《吴纪》，编年类有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魏氏春秋》，据《史通》，又有鱼豢《魏略》，事止明帝。王隐《蜀记》，张勃《吴录》。《魏书·张彝传》：彝子始均，尝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又《儒林·梁祚传》：祚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晋书》则唐代官纂之本。（晋史撰述，始于陆机。《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机为著作郎，撰三祖纪，束晳为佐郎，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而《隋志》古史类有机《晋纪》四卷。案《晋书·干宝传》载王导请立国史疏，谓：“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则似王室无其书，而民间犹有传本也。王隐为著作郎，撰《晋书》。后为虞预所毁，免官。依庾亮于武昌，书乃得成。而虞预窃隐之作，亦成《晋书》四十余卷，事见《晋书》本传。隐之书，《隋志》正史类著录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书于西都旧事，最为该备，则无疑也。干宝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亦见《晋书》本传。《隋志》在古史类，云二十三卷。过江而后，《史通》云：“自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已下，相次继作。远则偏纪两帝，近则惟叙六朝。至宋，湘东大守何法盛，始撰《晋中兴书》，勒成一家，首尾该备。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魏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此即今之《晋书》，而唐人称为《新晋书》者也。邓粲、孙盛，《晋书》皆有传。王韶之，《宋史》有传。盛之书，本传云：有两本，其说殊不足信，韶之之书，有荀伯子同撰，见《宋书·伯子传》。法盛书，《南史·徐广传》谓其窃诸郗绍，说亦似不足信。十八家，浦起龙《史通通释》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则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也。编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则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也。盖十九家，岂缘习氏独主汉斥魏，以为异议，遂废不用欤？”说近亿测，疑事毋质，不必尽求其人以实之可也。《隋志》著录，又有梁时有其书，而作《志》时已亡之者：郑忠《晋书》七卷，虞《东晋新书》七卷其不著录而见于史传者：晋荀绰有《晋后书》十五篇，谢沈有《晋书》三十余卷，沈约有《晋书》百一十卷。未成而颇传于世者：崔浩有《晋后书》五十余卷。有志而未成者：齐有袁炳，魏有宋世景、裴伯茂、魏长贤。沈约之书，据《宋书·自序》，凡成百二十卷，遇盗失其第五帙。以《梁书》所载卷数核之，所失者凡十卷。《序》云：“源流虽举，而采缀未周。”以被敕撰国史，后又撰起居注，遂无暇搜撰，则其书实未成。《宋书·谢灵运传》云：大祖令撰《晋书》，粗立条流，竟不能就。其书实亦未卒业也。）《宋书》成于沈约。（《宋书》，何承天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所撰书，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病亡，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徐爰踵成前作。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则系孝武自造。自永元至于禅让，十余年间，阙而不续。永明五年，沈约被敕撰著。六年，十月，表上之，云：“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事见《宋书》约《自序》。其书实多因徐爰之旧，故于革易之际，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说见《廿二史札记》。《齐书·文学·王智深传》言：世祖使沈约撰《宋书》，又敕智深撰《宋纪》，成三十卷。世祖后召见于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书。《梁书·裴子野传》，谓其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尝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松之之卒，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冲之盛曾孙，事见《臧质》、《邓琬传》。其书盖未及成。《齐书·刘祥传》云：祥撰《宋书》，讥斥禅代。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武帝衔而不问。《陆澄传》云：欲撰《宋书》，竟不成。《隋志》著录，沈约、裴子野而外，纪传类有徐爰、孙严《宋书》各六十五卷，古史类有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齐书》成于萧子显。（子显之书，《梁书》本传作六十卷，《隋志》同。今本止五十九卷，盖佚《自序》一篇？其略，犹存于《南史》本传中也。《齐书》撰述，始于檀超、江淹。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淹掌其职。超史功未就而死。淹所撰凡十三篇，见《南史》本传。《隋志》正史类，亦著录淹《齐史》十三卷。《梁书·淹传》云：淹所著《齐史》十志，行于世。十志，《南史》作传志。按《史通》云：“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云先著，后必更有所述，则《南史》是也。此外《隋志》又有沈约《齐纪》二十卷，刘陟《齐纪》十卷。约著《齐纪》，亦见《梁书》本传。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则《隋志》有吴均《齐春秋》三十卷。均作是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梁武帝不许。均遂私撰。书成，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使诘其事之不实者，焚之。均坐免职。然其私本仍行。事见《梁书》、《南史》本传及《史通》。《齐书·檀超传》云：豫章熊襄著《齐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书·尧典》谓之《虞书》，故通谓之齐。”《南史》同。其书所述，盖不仅齐事。《隋志》不著录，而有王逸《齐典》五卷，萧万《齐典》十卷，皆在古史类。《梁书·裴子野传》，言其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梁》、《陈书》成于姚思廉。（梁史：《史通》云：武帝时，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承圣沦没，并从焚荡。《梁书·沈约传》言：所著有《高帝纪》十四卷。《隋志》著录谢昊《梁书》四十九卷。《注》云：本一百卷。盖相承至昊，共得百篇，非昊一人所撰也。陈初，杜之伟、许亨，大建时顾野王，并知梁史，亨书成者五十八卷，皆见《陈书》本传。亨子善心，《隋书》有传，云：其父尝撰《齐书》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一时亡散。陈初为史官，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祯明二年聘隋而陈亡。其书存者六十八卷，又并缺落失次。善心随见补葺，成七十卷。《陈书》所著，盖其上秘阁之本？《隋志》著录许亨《梁史》五十三卷，则又有所阙也。以上皆纪传体。其编年体：《隋志》著录，有刘璠《梁典》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阴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勖《梁后略》十卷，萧韶《梁大清纪》十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四卷。刘璠之书，实成于其子祥之手，事见《周书》本传。何之元之书，起齐永元二年，迄王琳遇获，见《陈书》本传。《史通》谓之元与璠合撰《梁典》三十篇，合字盖各字之误？姚勖，僧垣子，事见《周书·僧垣传》。萧韶，见《南史·梁宗室传》。云其书承湘东之旨，多非实录。陈史：《史通》云：初有顾野王、傅，各为撰史学士。《武文二帝纪》，即其所修。《唐志》有野王、《陈书》各三卷，而《隋志》有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注》云讫宣帝，疑野王、之书，亦苞括其中矣。姚察在梁、陈二代，皆知史职。隋开皇九年，敕其撰成二史。事见《陈书》本传。
然其书仍未能成，至唐贞观中，乃成于其子思廉之手焉。）晋世北方诸国，总集于崔鸿之《十六国春秋》。其书虽成于魏世，而专详僭伪，不著晋朝，民族大义，可谓较然彰著。嬴秦以后，吾国久成统一之局，偏隅割据者，原不能视之为国，故至唐世，遂将其行事，编为载记，入之《晋书》，视如汉末之群雄矣。（十六国史，《史通》述之较详，今录其说如下。《古今正史篇》曰：“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大传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将王度，追撰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赵亡，仕于冯氏，仍撰《南燕录》六卷。蜀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大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凉书》。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大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辟，删为《秦纪》十一篇。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阙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又追撰《秦记》十卷。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西凉与西秦、北燕，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惟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十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案高祖，刘渊伪号。《隋志》有田融《赵书》十卷，王度《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二卷，范亨《燕书》二十卷。《注》云：记慕容雋事。张诠《南燕录》五卷，王景晖《南燕录》六卷，皆《注》云：记慕容德事。又有游览先生《南燕书》七卷。《魏书·郦范传》：范弟子恽，撰慕容氏书不成。《崔逞传》：慕容时举上计掾，补著作郎，撰《燕记》；《封懿传》：懿撰《燕书》，颇行于世，则《隋志》皆不著录。常璩之书，《隋志》名《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亦著录，十二卷。又云：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刘景《凉书》十卷，《注》云：记张轨事。又有《敦煌实录》十卷。景为昞避讳字，已见前。《魏书·昞传》云：《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隋志》又有张谘《凉记》八卷，《注》亦云记张轨事。喻归《西河记》二卷，《注》云：记张重华事。苻坚焚史，事已见前。裴景仁之书，《隋志》著录为十一卷。又有何仲熙《秦书》八卷，《注》云：记苻健事。景仁之书，亦见《南史·沈怀文传》，云十卷。姚和都书，《隋志》亦著录。真兴，勃勃伪号，承光，昌伪号，夏、西凉、西秦三国，《隋志》皆无书。段龟龙书，《隋志》著录十卷。宗钦，《魏书》有传，云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不云记秃发氏。《隋志》有《拓跋凉录》十卷，不著撰人。韩显宗，《魏书》亦有传。云撰《冯氏燕志》十卷，不云记吕氏。则《史通》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冯氏二句有误。浦起龙改为“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冯氏”，与《魏书》、《隋志》虽合，然合段龟龙记吕氏，凡有四种，与“惟此三者可知”句，文义又属不符。浦氏又改惟此为“惟有”，云“本有四种，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殊属牵强。则元文虽误，浦氏所改，亦未为是也。《隋志》有《凉书》十卷，高道让撰。又《凉书》十卷，《注》云：沮渠国史，而不著撰人。道让，谦之字。其父崇。崇父潜，妻沮渠牧犍女武威公主。公主痛本生绝胤，以崇继牧犍后，后乃启复本姓，事见《魏书·崇传》。韩显宗书，《隋志》不著录，而有高闾《燕书》十卷，《注》云：记冯跋时事。崔鸿之书，《魏书》本传云：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贵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随成者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注，乃妄载其表，云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据此，知鸿书于十六国事与魏相关者，必多存直笔，而惜乎其已亡也。初不肯顺虏意进呈，而后乃妄载其表，盖以为书经呈奏，则攻击者较难为辞，此史家欲存史迹之苦心。正光已后，魏已无复纲纪，鸿故敢行其书，不必由于光之当权。至于永安，则拓跋氏仅亦守府矣，此其子所以又欲借中秘之力而存之也。《北史·崔亮传》：齐文襄尝言崔肇师合诛。左右问其故。曰：“崔鸿《十六国春秋》，述诸僭伪，而不及江东。”左右曰：“肇师与鸿别族”，乃止。虏恶其书如此，则其书之能秉大义可知，鸿可谓明于夷夏之界矣。其书，《魏书》云子元奏进者一百二卷。浦起龙因改《史通》勒为十卷之十字为一百二，然《史通》此句，或指其得蜀事后所增卷数言之，亦未可专辄也。）《魏书》成于魏收，号为秽史。隋世尝命改造，然其书未能行。（魏初命邓渊著国记，后又命崔鸿总史事，浩之诛，以史事为名，已见第八章第六节。其后高允、刘模，并典史事，史言其大较续浩故事，可见浩书实未尝废，其诛，特以此为名而已。史又言允虽久典史事，而不能专勤著述。又言允年已九十，目手稍逊，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与有功焉。则允虽尸其名，主其事者实模也。《高祖纪》：大和十一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彪传》云：自成帝已来，至于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叙录，为春秋之体。遗录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奏见《祐传》。据其辞，则纪传之体，起于皇始，盖自此以前，事迹希简，且无年月，不能编年，故不能作本纪。今《魏书》之《序纪》，其体，或亦沿自祐等邪？彪后因事失官。世宗践阼，求以白衣修史，如王隐故事。其表云：自大和十五年以来，频有南辕，载笔遂寝。其时居史职者，傅毗、阳尼、邢产、宋弁、韩显宗等，皆登年不永；程灵虬改从他职；惟崔光一人不移任，而亦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焉。《崔光传》云：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景明二年，秋，彪卒。四年，以孙惠蔚代光领著作。首尾五载，无所厝意。明帝立，诏光还领著作。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然其书终未能成。正光四年卒。临卒，言弟子鸿于肃宗。五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辑国史。寻亦卒。《魏书·自序》云：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大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尒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领著作郎山伟，自以为功，得封东阿县伯，法显止获男爵。伟与綦儁等更主史籍，无所述作，已见前。北齐文宣天保二年，诏魏收撰魏史。国史而外，兼以济阴王晖业《辨宗室录》为据。五年，三月，奏上《纪》百一十卷。十一月，复奏十《志》。事见《魏书·自序》。收之修《魏书》，史言其多快恩怨，私亲戚，所引史官，恐其陵逼，亦惟取先相依附者。致为诸家子孙所诉。文宣先重收才，收又诬诉者欲相屠害，致诉之者转以获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孝昭皇建元年，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乃诏行之。群臣仍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收既缘史事，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焉。以上皆见《北齐书·收传》。其说不知皆实否。然《传》言阳休之父固为北平大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而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其事固信而有征，则收书之有曲笔，似无可解免也。《崔传》云：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曰：“收轻薄徒耳。”更引祖鸿勋为之。《收传》言其意存实录，好诋阴私。又曰：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是则伉直私曲，兼而有之。《高柔传》云：收撰魏史，启柔等与同其事。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常为嫌惮。又云：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则阿私所好者，正不独收一人，特收主持其事，遂为众矢之的耳。诉收获罪者，事见《北齐书》卢潜、李构、王松年等《传》。《北史·崔光传》：光子劼，尝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竟不能就。光家世史学，使其成之，其书当有可观也。齐后主武平四年，五月，诏史官更撰《魏书》，见《纪》。其事盖无所成？
隋高祖诏魏澹别成魏史，时称简正，事见《隋书·澹传》及《北齐书·魏兰根传》。《隋书·薛道衡传》：从子德晋，尝佐澹修《魏书》。然《潘徽传》言：炀帝又诏杨素更撰《魏书》，素薨而止，则魏澹之书，论者必仍有不满也。）《北齐书》成于李百药。（《史通·古今正史篇》：“高齐史：天统初，大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惟记行师，不载他事。自武平后，史官阳休之、杜台卿、祖崇儒、崔子发等相继注记，逮于齐灭。隋秘书监王劭，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冯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十有六卷。李在齐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今之言齐史者，惟王、李二家焉。”《自注》云：“王劭《齐志》，《序》云二十卷，今世间传者，惟十六卷。”《隋志》著录，则止十卷。又有崔子发《齐纪》三十卷。《杜台卿传》云：撰《齐纪》二十卷。《荣毗传》：兄建绪，仕周，平齐之始，留镇邺城，因著《齐纪》三十卷。《隋志》皆不著录。）《周书》成于令狐德棻。（宇文周史：《史通》云：“大统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略叙纪纲，仍皆抵忤。皇家贞观初，敕秘书丞令狐德棻、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定为《周书》五十卷。”《隋志》有牛弘《周史》十八卷，《注》云未成。）事亦皆在唐世。《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大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使秘书监总知其务。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大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与其事。大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合为五代纪传，则梁、陈、齐、周、隋之史，实未尝各别为书。然则续修之志，亦与五代纪传合为一书，无所谓编入《隋书》也。五代既合为一书宋、齐、元魏何缘分立？隋实混一区宇，而亦继南北朝之后，则晋又何不可冠于南北朝之前？然则当时史家，果未尝谓史当断代。李延寿虽与官修，仍采杂史，补益官书，（延寿与官修而必别为私史，意实在此，观其自序可知。）编为南北纪传，而亦入隋于其中，其《自序》称以拟《史记》；知幾论史，亦入之通史之家；其明证也。然意虽在于会通，书实成于各别。合居一简，未免无所取裁。当时虽合为一书，后人仍目为断代，盖以此也。
欲合隆古至于当代，萃为一编者，当时亦非无其人。梁武帝之《通史》，其最著者也。此书，《梁书·本纪》云六百卷，《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六百二十卷，《纪》盖以成数言之。《隋志》作四百八十卷，则有阙佚也。帝尝躬制《赞》、《序》，（亦见《本纪》。）又语萧子显曰：“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其重视之可知。《史通》云：其书“自秦已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梁书·吴均传》言：此书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卒。）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所异者惟无表而已。”断代之书，所以不能合为通史者，实以两朝衔接之际，不免复重、矛盾，今云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当有以祛此弊。云惟无表，则亦有志。表事不容刊落，盖当别有翦裁。（《齐书·檀超传》。超掌史职，上表立条例，即谓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此书实郑樵《通志》之先河也。顾野王尝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陈书》本传。）盖又欲就斯书，加以删略。熊襄《齐典》，所述不仅齐事，说已见前。宋江夏王义恭尝撰《要记》五卷，起前汉讫晋大元，（《宋书》本传。）盖亦通史之体。北朝元晖，（常山王遵曾孙。《史通》误作济阴王晖业。）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旨，以类相从，名为《科录》，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于晋、宋，凡十四代。（《魏书·昭成子孙传》。《北史·魏诸宗室传》无宋字。）其书《史通》列为古今正史，而《隋志》入之子部杂家，盖以为类书也。《魏书·儒林·平恒传》云：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阶，皆撰录品第，商略是非，号曰《略注》，合百余篇，似亦《科录》之类。《周书·明帝纪》言：帝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已来，迄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隋书·萧济传》：陈亡后济子从典入隋，杨素奏使续《史记》迄于隋，其书未就，则亦梁武作《通史》之志也。
斯时史家，颇知讲求体例。华峤《修汉后书》，以皇后入外戚传为不安，而改之为纪。（《晋书》本传。）檀超之掌史职，尝上表立条例，诏内外详议。其时王俭、袁彖，均有所论，见《齐书·超》及《彖传》。修史既皆断代，故其起讫之间，最烦论议。晋初作本朝之史，即议立限断。或云当起正始，（魏废帝立之岁。）或云当始嘉平，（宣王杀曹爽之岁。）或云当起泰始，（武帝篡魏之岁。）见《晋书·贾充传》。徐爰修宋史，起元义熙，载与高帝并起及为帝所戡定之人，而不取桓玄。表请详议。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后沈约修《宋书》，则并桓玄、谯纵、卢循、马鲁及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并删之，事见《宋书·爰传》及《自序》。魏收监修国史，议立齐元，阳休之、李德林等亦有议论，见《北齐书·休之》、《隋书·德林传》。此皆论一史之断限者也。其分立时正统之论，则习凿齿首及之。《晋书·凿齿传》载其临终上疏曰：“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之恪，而身微官卑，无由上达。今沉沦重疾，谨力疾著论一篇写上。”其论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昔共工霸有九州，秦政奄平区夏，犹不见序于帝王，沦没于战国，何况暂制数州之人，威行境内而已？若以晋尝事魏，拘惜禅名，则惑之甚者也。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有定天下之大功，为天下之所推，孰如见推于暗人，受尊于微弱？”论足王天下与否，纯以功德为准，而破拘于君臣之分，缪托禅让之名，实颇合民贵君轻之义也。（凿齿正统之说，当以此论所言为正。《传》又言：凿齿以桓温觊觎非望，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于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则近亿度。）《晋书·天文志》云：“魏文帝黄初六年，五月，壬戌，荧惑入大微。七年，五月，帝崩。《蜀记》称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案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大微。”以天象定正伪，则冥漠之说矣。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南朝梁大臣，文学家，史学家。著有《宋书》、《晋书》、《齐纪》、《梁武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
史也者，所以记人群之行事，以资鉴戒，非徒为一二人作起居注也。此义也，昔时史家，久已知之。然史官缘起，本君大夫之私人，所记者特其私事，记言记行，皆以表彰其人为主，此等见解，相沿不易化除，而视史家之褒贬为一身之荣辱者遂多矣。《齐书·崔祖思传》：祖思陈政事曰：“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君举必书，尽直笔而不污，故上无妄动，知如丝之成纶。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褒谀为体。世无董、狐，书法必隐。时阙南史，直笔未闻。”即深惜史职不举，不足使人歆惧者也。宋文帝欲封王昙首等，会燕集，出诏示之。昙首曰：“岂可因国之灾，以为身幸？陛下虽欲私臣，当如直史何？”封事遂寝。荀丕恶于王俭，又上书极谏齐武帝，言甚直。帝不悦。竟于荆州狱赐死。徐孝嗣闻之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南史·齐豫章王嶷传》。）魏孝文谓史官曰：“直书时事，无讳国恶。人君威福自己，史复不书，将何所惧？”皆谓史笔，足儆人君。然君既赏罚任情，史又何所恃以奋其直笔？《齐书·王智深传》：世祖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以谂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约又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上遣左右谓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尒。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则视人君之意旨为进退矣。世祖敕智深撰《宋纪》，令奏上，未及而崩，郁林又索其书，已见前。《传》言智深初为袁粲所接，及撰《宋纪》，意常依依，世祖之索之，盖意实有所不释然，故郁林犹继其志也。刘祥撰《宋书》，讥斥禅代，世祖衔而不问，亦已见前。《南史》言祥又于朝士多所贬忽，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或以启上，卒以是徙广州，则亦未尝不以他事中之矣。观此，可知人君之于直笔，畏忌之深。《周书·柳虬传》：虬上疏曰：“古人君立史官，非但纪事而已，盖所以为监戒。汉、魏已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且著迷之人，密书其事，纵能直笔，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著汉、魏者非一氏，造晋史者至数家。后代纷纭，莫知准的。诸史官记事者，请皆当朝显言其状，然后付之史阁。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自修，有过者知惧。”事遂施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属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大祖乃令大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此其所谓显言于朝者也，岂不令人作恶？虬以大统十四年除秘书丞，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十六年，修起居注，仍领丞事。周文之委任之，岂不以其能破密书之局，则知公论之莫予毒，而可以释然于怀也邪？
人君如此，人臣亦然。魏孝文谴妇人冠帽着小襦袄，任城王澄言著者犹少，孝文斥为一言丧邦，欲使史官书之，已见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梁取汉中，魏将乙速孤佛保自刎死，文帝诏著作录之。（《北史·节义传》。）丘冠先死于蠕蠕，齐武帝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诣阙上书曰：“臣父执节如苏武，守死如谷吉，遂不书之良史，甄之褒策，万代之后，谁死社稷？”（《南史·孝义传》。）谢朓之死，谓门宾曰：“寄语沈公：君方为三代史，亦不得见没。”皆视史家之褒贬为荣辱之大者也。源怀表陈其父贺拥立高宗及执立高祖之功，不沾茅土之锡。诏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诉，访之史官，颇亦言此，可依授北冯翊郡开国公。”可见私家勋伐，亦以书于国史者为准。故有见录者则引为殊荣，如李孝伯与张畅对问，书于《宋史·畅传》，其孙豹子，欲求其君之披览是也。其或见遗，则以为大戚，如诉魏收者或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是也。《收传》言：收性颇急，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则藉此以肆其恣睢者，又有之矣。收《自序》曰：武定四年，献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又言齐文宣诏收撰魏史，敕收曰：“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大武诛史官。”神武、文宣皆粗才，能作是语，可知此等见解入人之深矣。《南史·王韶之传》曰：韶之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显，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迁侍中，出为吴郡大守。羡之被诛，王弘入相，领扬州刺史。弘虽与韶之不绝，诸弟未相识者，皆不复往来。韶之在郡，尝虑为弘所绳，夙夜勤励，政绩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两嘉之。《裴子野传》云：齐永明末，沈约撰《宋书》，称松之已后无闻焉。子野撰《宋略》云：戮淮南大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盖直道之难行如此。《隋书·卢思道传》云：齐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诵之，由是大被笞辱。盖亦以秉笔者为恩怨所丛，虑其或受牵率，故当其未成之时，讳莫如深也。
史氏之初，本系记录故事，以备方来之参证，其为用，略如后世之档案，先代学者，留意于此者极多。《宋书·殷景仁传》云：景仁于国典、朝仪、旧章、记注，莫不撰录，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梁书·孔休源传》：高祖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曰：“今帝业初基，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为朕思之，谁堪其选？”勉对曰：“孔休源识鉴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高祖亦素闻之。即日除仪曹郎中。是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尝谓之为孔独诵。其有裨实用如此。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宋书·王淮之传》。）王伟之少有志尚，当世诏命表奏，辄手自书写。泰元、隆安时事，小大悉撰录之。（《宋书·王韶之传》。伟之，韶之父也。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许懋尤晓故事，深为仪注之学。（《梁书》本传。）刘谅尤博悉晋代故事，时人号曰皮里晋书。（《梁书·刘孝绰传》。）江蒨好学，尤悉朝仪、故事，撰《江左遗典》三十卷，未就。（《梁书》本传。）凡此皆后世所谓掌故之学。《隋志》有旧事、仪注两门皆其书，刑法一门，律令而外，有制、科、议、议驳、弹事、奏事、决事、驳事，亦其类也。
汉世治古史者，当以韦曜、谯周、赵晔、袁康为巨擘。曜之《洞纪》，意在网罗放佚，求其完备。周之《古史考》，则是正旧闻，求其足信。晔与康之《吴越春秋》、《越绝书》，则皆著传说于竹帛，使其不致湮灭者也。（参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魏、晋以降，此风未替。皇甫谧有《帝王世纪》，盖《洞记》之伦。（此书起三皇，尽汉、魏，见于《隋志》。其体例与《洞纪》之起庖牺至秦、汉，而黄武以后别作者同。《隋志》又有何茂材《续帝王世纪》十卷，疑本谧书续以晋已后事。）其书在晋、南北朝之世，最为通行。（观义疏言古事，多引此书，罕引《史记》可知。）故当时即有为作音注者。（《隋志》有虞绰《帝王世纪音》四卷。《北史·文成五王传》，安丰王猛之子延明，曾注《帝王世纪》。）来奥有《帝王本纪》，似亦《世纪》之类。杨晔有《华夷帝王世纪》，则似兼详外国者也。（《隋志》所著录者，又有甄鸾《帝王世录》一卷。此书盖但记世系，故卷帙甚少。《刘·先圣本纪》十卷，所谓先圣，盖亦指古帝王，《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可证也。王子年《拾遗记》二卷，今尚存，可见迂怪妄诞之概，然亦多记古帝王事也。又有姚恭《年历帝纪》十卷，不著撰人《帝王诸侯世略》十一卷，盖亦主年代、世系。又有孟仪《周载》八卷，《注》云：记前代下至秦，盖古史之较略者。又有潘杰《王霸记》五卷，盖亦记古帝王，下逮战国。）《晋书·陈寿传》云：寿撰《古国志》五十篇。寿尝师事谯周，其书或与周同调。《司马彪传》云：彪以周为未尽善，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则又周之诤友。然立说虽异，其途辙则同也。《杨方传》：谓方尝撰《吴越春秋》，《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又有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不著撰人《吴越记》六卷，盖皆以赵、袁二氏之书为不雅驯而改之。又有沈氏《南越志》八卷，则其所记，当较袁氏之书为广也。又有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杂传》九卷，乐资《春秋后传》三十一卷，盖记战国前事，而附丽于《春秋》，如司马光《通鉴》、刘恕《通鉴外纪》之例也。（此节所引《隋志》之书，皆在杂史类。）
一地方之史实，亦有留心搜缉者。常璩之《华阳国志》，其传于今而可见者也。崔慰祖著《海岱志》，起大公，迄西晋人物；（本传云：四十卷，半未成。《隋志》在杂传类，二十卷。）王遵业著《三晋记》；（十卷。见《北史·王慧龙传》。遵业，慧龙曾孙也。）盖亦其伦。《隋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世方志之权舆，当时作者，盖以人物为重。然一地方之史实，苞含其中者，必不少矣。宋段国有《吐谷浑记》一卷，《隋志》入霸史类，其地实在域外，亦可称为外国史也。
传记之作，此时最为浩繁。有该括全国者，如《隋志》所著录之《海内先贤传》、《四海耆旧传》是也。有域于一地者，如陈寿之《益部耆旧传》，刘义庆之《江左名士传》是也。有专详一类人者，如嵇康之《圣贤高士传》，诸家之《孝子传》，梁元帝之《忠臣传》，鍾岏之《良吏传》，张隐之《文士传》，范宴之《阴德传》，王瑱之之《童子传》，诸家之《列女传》，不著撰人之《美妇人传》是也。此实正史类传之伦。其兼容并苞者，则谓之《杂传》。任昉、贺踪、陆澄皆有其书。踪书本七十卷，昉书本百四十七卷，可见其搜采之博。就官守而传其人者，有梁元帝之《丹阳尹传》。网罗一时人物者，有袁敬仲之《正始人士传》，戴逵之《竹林七贤论》，专记一人者，如不著撰人之《东方朔传》，《毌丘俭记》，管辰之《管辂传》。家传亦有多家。就所知者而识之，则梁元帝之《怀旧志》也。僧、道亦有列传，如《高僧传》、《众僧传》、《尼传》、《列仙传》是。其专传一人者，则有如《法显传》、《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君内传》、《嵩高寇天师传》。所传并有非人者，如《灵鬼志》、《志怪》、《神录》等是。梁元帝著《古今同姓名录》一卷，则人名辞典之先河也。
谱牒之作，斯时亦盛，以俗重阀阅故也。谱皇室者，如不著撰人之《汉氏帝王谱》、《宋谱》是。元晖业之《辨宗录》，亦其类也。又有诸家之《百家谱》。一家之谱，则有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谱一方巨族者，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官纂之书，以地、以姓为别，如梁有王司空《新集诸州谱》十一卷，又有《诸姓谱》一百一十六卷，梁武帝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盖其最巨者矣。谱牒之书，亦非仅记世次。如《隋志》有《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裴子野有《续裴氏家传》二卷。（《南史》本传。）陆煦著《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是。（《梁书·陆杲传》。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
宋元嘉中，使何承天立史学，石勒使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已见第一节。私家亦有以此传授者。《隋志》云：“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一史，至数十家，惟《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已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者有刘显、韦稜，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该、恺并见《隋书·儒林传》，云：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其盛，不下于传经也。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李密师事恺，受《史记》、《汉书》，阎毗受《汉书》于该，皆见本传。该梁鄱阳王恢之孙，恺东海人。《北史·崔赡传》云：颍川荀济，自江南入洛，赡学于济，故得经史有师法。《隋书·儒林传》：又有吴郡张冲，撰《前汉音义》十二卷。《文学传》：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杨汪传》：汪受《汉书》于臻。臻亦梁人，江陵陷没归萧詧者也。然则是时史学，实自南而北也。《旧唐书·儒林传》：秦景通，与弟尤精《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常称景通为大秦君，为小秦君。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师匠，无足采也。又有刘讷，亦为当时宗匠。可见史学专门传授之风，至唐初而未绝也。）《史记》传者甚微。”诸史述其时之人，熟精汉史者甚多，（《梁书·文学传》云：臧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张缅传》：尤明后汉及晋代众家，客有执卷质缅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南史·梁宗室传》：吴平侯景之子励，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励诵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陈书·萧济传》：第三子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于班史尤所措意。）《史记》则除裴骃作注外，（骃松之子，见《宋书·松之传》。）治者较罕，（除前引萧恺事王仲通与《汉书》并受外，惟《晋书·刘殷传》言：殷有七子，五子各受一经，一子受《大史公》，一子受《汉书》。《南史·吴喜传》云：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写无所脱漏。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则不过涉猎而已，非真治学者也。）盖汉事近己而俗变相类，为用较切，而言古史者，《史记》之席，又为谯周、皇甫谧等书所夺也。《隋志》所云传受，盖重在训诂、音释，此马融从班昭受读《汉书》之旧，（见《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五节。）实尚不足语于史学。斯时史学之可称者，一在补苴罅漏，一在提要钩玄。补苴罅漏之功，见于注释，《史通》言三国之志：“异闻错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古今正史篇》。）《宋书·松之传》，称其“鸠集传记，广增异闻”，盖其所用心，实在于此。崔慰祖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齐书·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彤书四十卷，昭书一百八十卷。（《梁书》本传。）卷帙并远逾于旧。王规亦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梁书》本传。）此等皆名为注，实则补也。蔡谟总应劭以来注《汉书》者，为之集解。（《晋书》本传。）《梁元帝注汉书》百十五卷，（《本纪》。）其世子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南史》本传。）吴均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梁书·文学传》。）此等虽专于注释，亦必有荟萃之功。惟韦稜著《汉书续训》二卷，（稜叡孙，见《南史·叡传》。）则或专于音训耳。提要钩玄之功，见于抄撮。有为校勘同异者，如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梁书》本传。）裴子野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是也。（《南史》本传。）有欲删繁就简者，如袁峻抄《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南史·文学传》。）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见《北史·于栗磾传》。仲文，栗磾八世孙。）刘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北史》本传。）阮孝绪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是也。（《隋志》杂史类。）《隋志》有汉卫飒《史要》十卷，《注》云：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亦见杂史类。）此盖《科录》之先河。又有王蔑《史汉要集》二卷，《注》云：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亦见杂史类。）盖合《史》、《汉》及《春秋》去其重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