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活来
“我想了又想，还是要告诉你。我怕真的吓坏了你。粒粒，就算你再坚强，心理素质再好，我想，你再也受不住惊吓了。如果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去，我担心你会彻底崩溃……”
黑暗中，我亲爱的“蝈蝈”深深地拥我入怀，不停地亲吻我的额头、我的脸庞、我的嘴唇，仿佛要用亲吻，用体温融化我僵硬的躯体和麻木的心灵。
“如果你没有信心面对那样的情景，你可以找个借口离开，比如去街上买点东西……我将于……”我亲爱的“蝈蝈”停顿了片刻：“计划是，今天上午10点左右‘死’去……你可以在街上多待一会儿，等你回到病房，他们应该已经把我送走了……不过，我希望……你在。其实，我真的，很怕死……”
我伏在“蝈蝈”的怀里，用他的胸膛堵住我的呜咽。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那样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蝈蝈”已经提前向我“解密”，我能不能配合他表演得天衣无缝？
“我在，我一定在！我一定要陪在你的身边！不管你是真死还是假死！”我不是对着“蝈蝈”的耳朵，而是用嘴唇贴着他的心脏，断然发誓。
“好姑娘，我的好姑娘……”
我亲爱的“蝈蝈”又一次流泪了！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泪水濡湿我的耳廓，热乎乎地，在我的脸上流淌。
安全“撤离”后，“蝈蝈”说：“你的表现很好，好得出乎意料！”
只有我自己知道，所谓“好”，其实我就像个木偶。
像个木偶就对了，任何人面对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惊叫，哭喊，诉说……都像是提前编制的“剧情”。
9月16日，星期六，上午10时。我亲爱的“蝈蝈”突感不适。他已经醒了，正斜靠在床头，拿着手机翻阅各种消息。突然，他对我说：“不行，我的心口疼得厉害，你叫一下护士。”
我摁下床头的呼叫铃，没有回应，我冲到走廊上，大叫：“医生！医生！护士！护士！”
又一次被重置的程序！
上一次，是我，正向我亲爱的“蝈蝈”倾诉：思念的滋味不是心疼而是胃疼，他突然抽搐，挣扎着对我说：“粒粒，我现在就在思念着你了，我的胃，疼得要死。”
医生和护士冲进病房，我像一个木偶，束手站在病床的一角。我看着两名医生、三名护士对我亲爱的“蝈蝈”进行抢救：口对口呼吸，胸外心脏按压，我想，他们会不会对我的“蝈蝈”采用电击复苏呢？还好，他们没有。我看着一名护士拎来一台生理监护仪，看着他们把无数贴片贴上我亲爱的“蝈蝈”的前胸后背，看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衰减，衰减，最后变成一条直线；看着医生和护士黯然垂首；看着身着浅蓝色防护服的两名男性护工，推走我亲爱的“蝈蝈”的“尸体”。
我竟然没有流泪，竟然没有惊叫，我只是右手握拳，紧紧地抵住嘴巴，仿佛我的右手是一个白面馒头，而我一直，无声地啃着我握掌成拳的馒头。
“怎么会这样？”那是我亲爱的“蝈蝈”猝然“死”去的那天上午，我唯一喊出的一句话。
无人回答我。
其实，几个小时前，无边的暗夜，两个人的病房里，我亲爱的“蝈蝈”就告诉过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去叫医生和护士的时候，他会吞下一粒特别的药片。这种药片会造成心脏猝停的假象，但并不会真正危及生命——当然，心脏猝停对身体机能的损坏非常之大，而且这种损害无法逆转。随后，医护人员会将他的“尸体”送到太平间。因为边防医院没有保存遗体的条件，上级特别安排的医生，以及总队侦察队的两名侦察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天王星”和“海王星”，也就是将来“蝈蝈”的联系人，会立即将“蝈蝈”的“遗体”装上一辆“负压救护车”。所谓“负压”，就是利用技术手段，使车内气压低于外界大气压，空气在自由流动时只能有车外流向车内，而且负压还能将车内的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出，避免更多的人感染，在救治和转运传染病等特殊疾病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机率。表面上看，“负压救护车”是将“蝈蝈”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其实是在车上对“蝈蝈”进行复苏。“蝈蝈”复苏后，在通往殡仪馆道路上一个隐蔽拐弯处，他将被另一辆车接走，“负压救护车”继续前往殡仪馆……
在彭卫国的档案和病历上，他于9月16日上午10时许，因为两个月前，被手 榴弹片重创内脏，虽经康复，却由于感冒引起并发症，导致心脏机能坏死，不幸猝死。
彭卫国重伤不治的消息，会通过特定的渠道，逐步扩散到境外，最后传到段蒙生的耳朵里。之所以要在病房里安排彭卫国的心脏猝停，是考虑到段蒙生得到那个以前叫李刚，后来叫“彭卫国”的中国警察猝死的消息之后，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甚至重金收买目击者来证实这一消息，那么，现场参与抢救彭卫国的医生和护士就是最重要的证人。
“蝈蝈”之所以提出这个“诈死”的计划，是因为，在他向保山支队党委提交的秘密报告中，不仅坦承自己向上级隐瞒段蒙生将在边境线上的冰工厂出现的情报，主动请求处分，此外，他还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追捕赵五及向我警察开枪爆炸的其他毒贩，直至最终将段蒙生抓捕归案的设想。“蝈蝈”提出的计划核心，就是必须派侦察员渗透到境外，充分利用境外贩毒势力之间的矛盾，创造打掉段氏兄弟贩毒集团的战机。
派谁去境外卧底？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境外卧底？这是保山边防支队党委迟迟不能回复“蝈蝈”的主要原因。为此，保山边防支队只能将“蝈蝈”的报告提交给总队党委，请总队党委统筹安排。
在研究“蝈蝈”隐情不报是否属于重大违纪问题时，大部分首长认为：彭卫国肯定有错，但也不是什么大错。如果在“706”专案立案之初，彭卫国就主动上报段蒙生可能出现在冰工厂的消息，事实上是给上级“出难题”，抓不抓段蒙生？的确需要层层请求，结果很可能贻误战机。彭卫国当机立断，主动承担责任，下达突袭制“冰”工厂，抓捕厂内人员和前来接货的毒贩，应属一线指挥员的权限。至于段蒙生设下圈套，伏击我办案人员，这是敌人蓄意报复，段蒙生的阴谋环环相套，选择的设伏地点刁钻古怪，包括事先修路、提前挖好用于逃逸的地道等等，手法毒辣，令我防不胜防……
上级的初步意见是：撤销彭卫国保山边防支队侦察队队长职务，由正营职降为副营职，调回总队司令部，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对彭卫国提出的，派人渗透到境外，从“暗处”掌握段氏兄弟贩毒集团的动向，伺机打击，务求一击必中的建议，上级深表赞同，然而，问题同样是：派谁去？以什么样的身份去？
其实，无论是提出境外卧底计划的彭卫国，还是保山支队，包括边防总队，他们都知道，这个卧底，最合适的人选，正是彭卫国本人。
彭卫国多年以来长期从事秘密侦察工作，在抓捕段向北、张光祖等大毒枭的“626”专案中经历了重重考验，建立了不朽功勋。彭卫国的忠诚、经验和应变能力，在整个公安边防部队乃至云南禁毒系统无人能及。问题是，段蒙生已经识破了彭卫国的真实身份，派彭卫国再次深入“金三角”卧底，无异于让他去送死！
恰恰是段蒙生打算糊弄中缅两国警方，提交的那张照片，一口咬定被烧成焦炭的无脸尸体就是赵五，让“蝈蝈”灵光一闪，萌生出这样一个“死卧”计划。
现在的彭卫国必须死去，才能以新的身份重回缅北，如同一柄回炉重新打造的利剑，插向段蒙生的心脏。
那天晚上，总队长接听“蝈蝈”的电话之后，他说：“总队长，我想好了一个计划。我想请求您亲自召集一次绝密会议，我要向您面呈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我要重回缅北！”
次日召开的绝密会议上，“蝈蝈”详述了自己的方案。包括总队长在内的几名首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不得不承认，“假死”，之后重置身份，是彭卫国打入境外贩毒集团的最佳选择；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段蒙生识破重置身份后的彭卫国，彭卫国必死无疑；他们还担心，彭卫国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否承受心脏猝停的考验？
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初步同意了这个代号为“冥王星”的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既然段蒙生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杀害彭卫国，为他的大儿子报仇，不如将计就计，如段蒙生所愿，干脆让彭卫国伤重而死，并且把这个消息辗转透露给段蒙生。只要段蒙生停止对彭卫国的追杀，不仅可以为彭卫国赢得再次卧底的战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能保证彭卫国的安全。
接下来的几天，上级将安排可靠人员对“蝈蝈”进行最严格的身体检查，以确保“假死”不会被弄成“真死”；上级还将安排各种力量，为“蝈蝈”假死离开医院之后的行动，进行一系列的准备。
9月16日，“蝈蝈”的“遗体”被抬进负压救护车之后，按照“蝈蝈”的安排，我给谢晓兰打电话，告诉她，“蝈蝈”今、明两天要进行最后的检查，如果各项指标正常，下周一，也就是9月18日就可以出院，谢晓兰就不用来医院探视了。出院时，部队会派车送“蝈蝈”和我回家。“蝈蝈”作出这样的安排，是担心谢晓兰突然来到医院，听闻“蝈蝈”突然“死”了，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和麻烦。
随后，我甚至没有收拾行装，背上我的双肩包，带上证件、手机等等最重要的物品，悄然离开了医院。
我到附近的小超市，买了大约够我们两个人维持两天的食物和饮水，在超市里叫了网约车。我结了帐，并未急于走到街边，我站在超市的落地玻璃窗后，我看到那辆网约车在超市门口停稳，这才走出超市，拉开后车门，迅速坐了进去。按照我指定的位置，网约车直奔郊外，在距离池塘边的“安全屋”大约500米的地方，我让网约车司机停车，直到网约车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这才拔开长草，朝“我们的小屋”走去。
穿过长草，踏过小径时，艾伦.金斯伯格那句著名的诗句莫名地、又一次浮上我的心头：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了……
钥匙不在窗台上，钥匙在小屋前的石碾下。
我打开房门，清扫房间。屋前有两棵树，正好让我拉一根晾衣绳。我从柜子里找出被褥、被置和床单，把它们挂到晾衣绳上，让它们贪婪地吮吸九月的阳光，遗憾的是，我只找到了一个枕头。我拖出那两把暗红色的帆布椅，并排放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静待我亲爱的“蝈蝈”归来。
下午5点左右，我把床上用品收下来，拿进屋子，仔细铺好。我替自己和爱人铺好了床，我满心喜悦而又惊恐不安。
太阳收起最后一束光芒时，我隐隐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
我张望着，我期待着……
黑暗中，我亲爱的“蝈蝈”深深地拥我入怀，不停地亲吻我的额头、我的脸庞、我的嘴唇，仿佛要用亲吻，用体温融化我僵硬的躯体和麻木的心灵。
“如果你没有信心面对那样的情景，你可以找个借口离开，比如去街上买点东西……我将于……”我亲爱的“蝈蝈”停顿了片刻：“计划是，今天上午10点左右‘死’去……你可以在街上多待一会儿，等你回到病房，他们应该已经把我送走了……不过，我希望……你在。其实，我真的，很怕死……”
我伏在“蝈蝈”的怀里，用他的胸膛堵住我的呜咽。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那样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蝈蝈”已经提前向我“解密”，我能不能配合他表演得天衣无缝？
“我在，我一定在！我一定要陪在你的身边！不管你是真死还是假死！”我不是对着“蝈蝈”的耳朵，而是用嘴唇贴着他的心脏，断然发誓。
“好姑娘，我的好姑娘……”
我亲爱的“蝈蝈”又一次流泪了！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泪水濡湿我的耳廓，热乎乎地，在我的脸上流淌。
安全“撤离”后，“蝈蝈”说：“你的表现很好，好得出乎意料！”
只有我自己知道，所谓“好”，其实我就像个木偶。
像个木偶就对了，任何人面对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惊叫，哭喊，诉说……都像是提前编制的“剧情”。
9月16日，星期六，上午10时。我亲爱的“蝈蝈”突感不适。他已经醒了，正斜靠在床头，拿着手机翻阅各种消息。突然，他对我说：“不行，我的心口疼得厉害，你叫一下护士。”
我摁下床头的呼叫铃，没有回应，我冲到走廊上，大叫：“医生！医生！护士！护士！”
又一次被重置的程序！
上一次，是我，正向我亲爱的“蝈蝈”倾诉：思念的滋味不是心疼而是胃疼，他突然抽搐，挣扎着对我说：“粒粒，我现在就在思念着你了，我的胃，疼得要死。”
医生和护士冲进病房，我像一个木偶，束手站在病床的一角。我看着两名医生、三名护士对我亲爱的“蝈蝈”进行抢救：口对口呼吸，胸外心脏按压，我想，他们会不会对我的“蝈蝈”采用电击复苏呢？还好，他们没有。我看着一名护士拎来一台生理监护仪，看着他们把无数贴片贴上我亲爱的“蝈蝈”的前胸后背，看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衰减，衰减，最后变成一条直线；看着医生和护士黯然垂首；看着身着浅蓝色防护服的两名男性护工，推走我亲爱的“蝈蝈”的“尸体”。
我竟然没有流泪，竟然没有惊叫，我只是右手握拳，紧紧地抵住嘴巴，仿佛我的右手是一个白面馒头，而我一直，无声地啃着我握掌成拳的馒头。
“怎么会这样？”那是我亲爱的“蝈蝈”猝然“死”去的那天上午，我唯一喊出的一句话。
无人回答我。
其实，几个小时前，无边的暗夜，两个人的病房里，我亲爱的“蝈蝈”就告诉过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去叫医生和护士的时候，他会吞下一粒特别的药片。这种药片会造成心脏猝停的假象，但并不会真正危及生命——当然，心脏猝停对身体机能的损坏非常之大，而且这种损害无法逆转。随后，医护人员会将他的“尸体”送到太平间。因为边防医院没有保存遗体的条件，上级特别安排的医生，以及总队侦察队的两名侦察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天王星”和“海王星”，也就是将来“蝈蝈”的联系人，会立即将“蝈蝈”的“遗体”装上一辆“负压救护车”。所谓“负压”，就是利用技术手段，使车内气压低于外界大气压，空气在自由流动时只能有车外流向车内，而且负压还能将车内的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出，避免更多的人感染，在救治和转运传染病等特殊疾病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机率。表面上看，“负压救护车”是将“蝈蝈”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其实是在车上对“蝈蝈”进行复苏。“蝈蝈”复苏后，在通往殡仪馆道路上一个隐蔽拐弯处，他将被另一辆车接走，“负压救护车”继续前往殡仪馆……
在彭卫国的档案和病历上，他于9月16日上午10时许，因为两个月前，被手 榴弹片重创内脏，虽经康复，却由于感冒引起并发症，导致心脏机能坏死，不幸猝死。
彭卫国重伤不治的消息，会通过特定的渠道，逐步扩散到境外，最后传到段蒙生的耳朵里。之所以要在病房里安排彭卫国的心脏猝停，是考虑到段蒙生得到那个以前叫李刚，后来叫“彭卫国”的中国警察猝死的消息之后，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甚至重金收买目击者来证实这一消息，那么，现场参与抢救彭卫国的医生和护士就是最重要的证人。
“蝈蝈”之所以提出这个“诈死”的计划，是因为，在他向保山支队党委提交的秘密报告中，不仅坦承自己向上级隐瞒段蒙生将在边境线上的冰工厂出现的情报，主动请求处分，此外，他还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追捕赵五及向我警察开枪爆炸的其他毒贩，直至最终将段蒙生抓捕归案的设想。“蝈蝈”提出的计划核心，就是必须派侦察员渗透到境外，充分利用境外贩毒势力之间的矛盾，创造打掉段氏兄弟贩毒集团的战机。
派谁去境外卧底？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境外卧底？这是保山边防支队党委迟迟不能回复“蝈蝈”的主要原因。为此，保山边防支队只能将“蝈蝈”的报告提交给总队党委，请总队党委统筹安排。
在研究“蝈蝈”隐情不报是否属于重大违纪问题时，大部分首长认为：彭卫国肯定有错，但也不是什么大错。如果在“706”专案立案之初，彭卫国就主动上报段蒙生可能出现在冰工厂的消息，事实上是给上级“出难题”，抓不抓段蒙生？的确需要层层请求，结果很可能贻误战机。彭卫国当机立断，主动承担责任，下达突袭制“冰”工厂，抓捕厂内人员和前来接货的毒贩，应属一线指挥员的权限。至于段蒙生设下圈套，伏击我办案人员，这是敌人蓄意报复，段蒙生的阴谋环环相套，选择的设伏地点刁钻古怪，包括事先修路、提前挖好用于逃逸的地道等等，手法毒辣，令我防不胜防……
上级的初步意见是：撤销彭卫国保山边防支队侦察队队长职务，由正营职降为副营职，调回总队司令部，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对彭卫国提出的，派人渗透到境外，从“暗处”掌握段氏兄弟贩毒集团的动向，伺机打击，务求一击必中的建议，上级深表赞同，然而，问题同样是：派谁去？以什么样的身份去？
其实，无论是提出境外卧底计划的彭卫国，还是保山支队，包括边防总队，他们都知道，这个卧底，最合适的人选，正是彭卫国本人。
彭卫国多年以来长期从事秘密侦察工作，在抓捕段向北、张光祖等大毒枭的“626”专案中经历了重重考验，建立了不朽功勋。彭卫国的忠诚、经验和应变能力，在整个公安边防部队乃至云南禁毒系统无人能及。问题是，段蒙生已经识破了彭卫国的真实身份，派彭卫国再次深入“金三角”卧底，无异于让他去送死！
恰恰是段蒙生打算糊弄中缅两国警方，提交的那张照片，一口咬定被烧成焦炭的无脸尸体就是赵五，让“蝈蝈”灵光一闪，萌生出这样一个“死卧”计划。
现在的彭卫国必须死去，才能以新的身份重回缅北，如同一柄回炉重新打造的利剑，插向段蒙生的心脏。
那天晚上，总队长接听“蝈蝈”的电话之后，他说：“总队长，我想好了一个计划。我想请求您亲自召集一次绝密会议，我要向您面呈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我要重回缅北！”
次日召开的绝密会议上，“蝈蝈”详述了自己的方案。包括总队长在内的几名首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们不得不承认，“假死”，之后重置身份，是彭卫国打入境外贩毒集团的最佳选择；他们担心的是，如果段蒙生识破重置身份后的彭卫国，彭卫国必死无疑；他们还担心，彭卫国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否承受心脏猝停的考验？
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初步同意了这个代号为“冥王星”的计划，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既然段蒙生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杀害彭卫国，为他的大儿子报仇，不如将计就计，如段蒙生所愿，干脆让彭卫国伤重而死，并且把这个消息辗转透露给段蒙生。只要段蒙生停止对彭卫国的追杀，不仅可以为彭卫国赢得再次卧底的战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能保证彭卫国的安全。
接下来的几天，上级将安排可靠人员对“蝈蝈”进行最严格的身体检查，以确保“假死”不会被弄成“真死”；上级还将安排各种力量，为“蝈蝈”假死离开医院之后的行动，进行一系列的准备。
9月16日，“蝈蝈”的“遗体”被抬进负压救护车之后，按照“蝈蝈”的安排，我给谢晓兰打电话，告诉她，“蝈蝈”今、明两天要进行最后的检查，如果各项指标正常，下周一，也就是9月18日就可以出院，谢晓兰就不用来医院探视了。出院时，部队会派车送“蝈蝈”和我回家。“蝈蝈”作出这样的安排，是担心谢晓兰突然来到医院，听闻“蝈蝈”突然“死”了，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和麻烦。
随后，我甚至没有收拾行装，背上我的双肩包，带上证件、手机等等最重要的物品，悄然离开了医院。
我到附近的小超市，买了大约够我们两个人维持两天的食物和饮水，在超市里叫了网约车。我结了帐，并未急于走到街边，我站在超市的落地玻璃窗后，我看到那辆网约车在超市门口停稳，这才走出超市，拉开后车门，迅速坐了进去。按照我指定的位置，网约车直奔郊外，在距离池塘边的“安全屋”大约500米的地方，我让网约车司机停车，直到网约车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这才拔开长草，朝“我们的小屋”走去。
穿过长草，踏过小径时，艾伦.金斯伯格那句著名的诗句莫名地、又一次浮上我的心头：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了……
钥匙不在窗台上，钥匙在小屋前的石碾下。
我打开房门，清扫房间。屋前有两棵树，正好让我拉一根晾衣绳。我从柜子里找出被褥、被置和床单，把它们挂到晾衣绳上，让它们贪婪地吮吸九月的阳光，遗憾的是，我只找到了一个枕头。我拖出那两把暗红色的帆布椅，并排放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静待我亲爱的“蝈蝈”归来。
下午5点左右，我把床上用品收下来，拿进屋子，仔细铺好。我替自己和爱人铺好了床，我满心喜悦而又惊恐不安。
太阳收起最后一束光芒时，我隐隐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
我张望着，我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