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葬冢(10)
  时间回到了卢曜康死后的第二天,国民广场上聚集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开始,只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头戴白巾,手捧遗照的年轻学生,到大灾难纪念碑前吊唁。
  后来,有人不知从哪搞来了扩音音响和话筒,在广场上慷慨激昂地发表起了演讲。
  “自由!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力!”一个戴眼镜的男大学生高吼一声。
  “说的对!”
  “说的好!”
  围观的大学生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鼓掌,有的振臂高呼。
  戴眼镜的男孩似乎已经无话可说,把话筒交给了下一个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每个渴望自由平等的年轻人应该团结在一起!“
  “平等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没有民主和自由,我们活着有什么意义!”
  起初,大家只是一人上去喊一句口号爽一爽而已,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喊口号的游戏渐渐被比惨大会所取代。
  “我叫王椎,我爸爸现在病的很重,国家不给我们报销看病的钱,我爸爸就要活活地病死在家里。”
  “我是来自清州大学大四的一名毕业生,我只是因为没有拍辅导员的马屁,辅导员就给我分配到了养猪场,可我他妈学的是土木工程!”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柴红红,今天我出去贴海报的时候,几个学校保安直接把我按在了地上,我跟他们讲道理,可这种人是讲得通道理的吗?”柴红红无比哽咽地说道。
  “我们一定要和政府谈谈!”人群中不知有谁喊了一句。
  “我们要见到总理!”
  当喊口号和比惨大会的游戏结束以后,真正的游戏在这一刻揭开了序幕,大学生们像是找到了共同的目标一般,欢呼雀跃。
  到了第五天,即使是不参与学生运动的大学生也来到了广场上,他们不想上课,纯属来凑个热闹。
  大家在广场上点燃了篝火,开始载歌载舞。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自己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些有文化的学生开始唱起了上上个世纪的国际歌,更有甚者,唱起了法文原版,叽里呱啦得完全听不懂。
  有的报社派出了记者,来到广场上采访集会的大学生。
  “请问你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来到这里的呢?”记者问道。
  “上课没意思,广场上多有趣,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十天后,一些普通民众也来到了广场上,他们自发性地准备了许多物资,给大学生加油助威。
  有的人带来了水,有的人带来了泡面,但是没有人带热水壶来。
  “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坚持住!”
  “相信党!相信政府!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学生群体中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意见领袖,他们时不时到纪念碑前发表一段演讲,鼓舞一下士气。
  此时的王冠大楼上,一双双眼睛正注视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
  “应该马上派警察带学生们离开,我在五天前就已经这样提议了——但是某些人一定要阻止我,才造成了现如今如此严重的后果!”苏恪不悦地说。
  “苏老,您的想法我们也考虑过,但是派警察驱逐学生会造成很不利的社会影响,我们应以大局为重。”  方熙赉说。
  “改革,改革,这就是你们要的改革!”乔童舟指着广场上的学生,一边咳嗽一边说道。
  “崇阳人呢?这么重要的时候,他又跑到哪里去了?”
  “老师正在拟定进一步的方案,您稍安勿躁。”
  晁崇阳主持国家事务三年来,受到不少来自保守派的阻力,一直是卢曜康在背后支持和指点的,现在改革派的偶像去世了,一批原先中立的老政客开始渐渐向保守派的方向动摇。
  他现在很难办,假如派出警察肃清广场上的学生,保守派就会以此为借口打压改革派的成果。但如果什么都不做,事态只会越来越严重。十二月就要召开新一届的国民大会了,广场不清空,会议也无法正常举行。
  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晁崇阳下定决心:先清空广场,以国家大局为重。
  正当他准备拿起电话时,有人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
  “进来吧。”
  “晁老师,最新情报。”进来的是秘书长赵令明。
  “放下吧。”
  晁崇阳打开档案袋扫了一眼,顿时怒不可遏。
  半个月前,北大学生张志明用手雷自杀,根据现场的火药残留、碎片以及爆炸威力判定,手雷绝对不是自制的,大概率来自于军方!党内出了叛徒!
  “鉴定报告为什么现在才出来!”
  “是乔老……乔老压着不让给您,就连这份也是李敬龢给的备份。”
  “混账!”晁崇阳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
  保守派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简简单单地想要引发一场恐慌?他们为何能准确预言卢老的去世?又如何确定全市会突然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这时,赵令明的手机突然嗡嗡作响,他接起来听了一声,就立刻报告道:“晁老师,是李敬龢打来的,他说您一定要听。”
  “拿来!”
  晁崇阳接过电话,李敬龢在电话的那头讲述了一个让他不敢相信的事实。
  “晁老,前几天乔童舟秘密地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在市公安厅安插三百名“自己人”,如果您要派出警察肃清广场,“自己人”就会拔枪射杀学生,到时候责任全推到您的头上,因为警察是您派出去的。”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晁崇阳怒吼道。
  李敬龢毕恭毕敬地说道:“保守派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无非是想让我们背负一个枪杀学生、镇压学生的骂名,但假如我们什么都不做,事态越来越严重,责任还是在我们的头上,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都有借口让改革派下台,逼我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指挥权先交到乔童舟的手里,让他自己砸的锅自己背。”
  “不可能。”晁崇阳说,“假如交出指挥权,就意味着保守派拥有了调动警察甚至军队的能力,到时候他们会做出什么,谁也预料不到!”
  “那就把指挥权交给我吧!”李敬龢加重了语调,“我名义上来说是保守派的人,手里也握着三百个“自己人”的名单,由我控制事态是最稳妥的,到时候万一出了什么差错,我以死谢罪,绝不会连累到晁老和改革派!”
  晁崇阳想了想说:“我再考虑一下。”
  挂断电话后,他思考了很久。
  李敬龢虽说在北京根基尚浅,但毕竟跟了自己十五年。这十五年来,他一直给改革派提供情报,信息大致准确,也帮改革派做了不少事。此人确实有一些能力。
  “令明,帮我草拟一份声明。”晁崇阳准备把这次事件的指挥权交到李敬龢手中。
  这是他人生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